重启经济，照常营业？

稿于2020年5月4日（刊载于《当今大马》2020/5/7《星星之火》专栏）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肆虐全球，我国马来西亚也无法幸免。在疫情仍未消散之际，全球经济危机已经接踵而来。国际货币基金已预测全球可能出现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国际劳动组织甚至担忧，全球经济因冠状病毒疫情而放缓，意味着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中就业的16亿工人（如合约工、零工、自雇人士等）将面临失业风险，相当于将近全球劳动人口的一半。

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封城、行动管制、停工、停课等，导致大部分经济活动停摆，而经济生产链和供应链也大受影响。各大航空公司因游客量剧减而开始大规模裁员，酒店业和旅游业深受打击而出现倒闭风潮，工厂停工停产也让工人收入大幅度缩水，而资本家自己相互剥削的（注1）股票市场也哀鸿遍野。随着疫情在部分国家逐渐舒缓，包括马来西亚，有关国家的政府也迫不及待要恢复经济活动，有者战战兢兢，有者则不惜面对另一波疫情冲击的风险去“重启”经济。不过，如果认为经济“重开”后会在未来数个月内迅速地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程度，其几率比冠状病毒病疫苗研发成功前不会再次爆发疫情还要来得低。

在爆发疫情后，加上实施行动管制令，我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所谓的“关怀人民经济振兴配套”，尽管在某个程度上能够在疫情高峰与行管令期间舒缓中低收入人民的困境，但是就中长期来说，仍然不足以应付全球经济衰退对普罗人民的冲击。



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就算没有这波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一轮经济危机之爆发，只是迟早及规模有多大问题。过去百多年来，每次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并不是社会资源匮乏，而是因为“过剩”——商品的生产过剩，还有就是资本的过度积累。

投入在商品生产中的资本，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以促进资本积累，总是通过包括压低工资在内的降低成本方式，生产大量有用和无用的商品在市场上销售，但是以受薪族为主的消费者群体却因收入有限而购买力低，无法购买更多的商品，导致商品过剩，投入的资本因商品无法出售而无法套利，结果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旋涡中。金融市场的扩张，则为无法通过商品生产套取利润的资本提供了“出路”，让过剩的资本从（无论是生产有用或无用的商品）生产性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不事生产的金融领域，制造经济泡沫，衍生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资本不断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基本逻辑，无论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还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抑或是现在流行通过手机应用程式完成交易的“平台经济”还是数码经济垄断下的“工业4.0”，都离不开这个将利润转化为资本不断积累的逻辑。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两百年来迅速发展与扩张的“驱动力”，同时也是繁衍当今世界环境生态被严重破坏、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公等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还不曾间断地带来最后通过牺牲普罗人民生活去为富豪财团买单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为何还要“照常营业”？

冠状病毒疫情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萧条，并不会让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瓦解。这个全球经济体制会在这场危机中来一次大洗牌——实际上不会改变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结构但重组统治阶级各个势力之间利益的一次洗牌。如果没有来自劳动阶级和底层人民的反抗与争取，迫使当权的政治经济精英在重大政策上改弦易辙，最后面对最大牺牲的还是底层人民。

资金雄厚的财团和腰缠万贯的富豪们，它们的财富固然会因为全球经济萧条而缩水，当然也会有例外的，如当今全球首富亚马逊公司董事长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的财富，在今年首四个月适逢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就增加了240亿美元，可以归类为“发灾难财”。不过，无论财团富豪变得更富有或财富有所缩水，最终要面对失业、债务负担、贫困甚至是饥饿等惨痛结果的，还是普罗人民。

一场疫情及衰退的冲击后，全球经济不会自动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正常状态”。就算是可以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如果仍然是根据原有的经济模式，那只不会是一个仍然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与社会日益不平等的资本主义“正常状态”。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要恢复以前的“正常状态”，让一个持续繁衍不公、危机与苦难的经济制度“照常营业”？

恢复什么样的“经济”？

冠状病毒疫情可说是彻底干扰了全球经济，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疫情之后，当我们疾呼要恢复经济时，也应该是时候让我们重新反思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要恢复的所谓“经济”，是什么样的经济？

我们如何衡量一个经济的好坏？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字大小来计算？还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不是用货币单位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增长或萎缩，就可以代表我们的生活变好或变坏？还是以股票市场的表现来作准？是不是股票交易所指数的上涨，就可以代表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在增加了？还是用成功吸引多少外资到我国投资来沾沾自喜经济有多好？

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活动，生产与分配人类所需要的产品让人们使用（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消费”），维持了整个社会存活、运作与发展。不过，当整个社会经济日益被资本积累的逻辑所支配，当一切经济活动都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运转，那么原本应该服务于人类需求的经济，已变成了牺牲无数底层劳动人民去服务于建基在资本积累之上的经济，尤其是当资本愈来愈向上集中在极少数的大财团和富豪手中。

我们应该超越既有的“主流经济”思维，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股市指数或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打分等方面看待经济。一个服务于普罗人民的经济，必须能够为社会大众生产与供应足够的粮食、住房、交通、医疗服务、教育、文化等维持并促进人类生活的产品及服务；确保人民的收入支付得起这些必需品及服务，或无需因收入不足而无法获得这些产品与服务；同时也必须保障这个满足全民需求及改善生活的经济运作，不会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及加剧气候危机。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恢复”的经济！

至少需要“罗斯福新政”程度的经济大整修

要恢复一个真正服务于人民的经济——一个普罗人民权益与需求优先于利润的经济，我们不能够再通过既有的经济模式操作，尤其是要摒弃延用过去四十年来主导全球经济的——主张贸易自由化、公共财富私有化、减少资本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我们必须给我们的经济来个大整修！

在冠状病毒疫情下走向衰退的经济，不会自动恢复过来，无论是既有的经济模式，还是我们所应该恢复的真正服务于普罗人民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趸，会主张给资本家更多的“奖励”（包括给财团富豪减税等措施），去“鼓励”他们重新投资，以“激活”市场。但是，在大规模失业导致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手握雄厚私人资本的财团富豪，不会急着“进场投资”，将资本投入在短期内不会带来更多利润的产业领域上，更何况在工作场所的防疫措施（如保持社交距离、提供酒精洗手液、检测体温等）还会增加成本；就算是投资在生产性的领域上，也会借助大规模失业带来的数目庞大“产业后备军”去压低其所雇用工人的工资，结果社会购买力仍然低落而市场也会持续低靡。坐享社会财富的寄生性资本家阶级，不会在乎社会的失业率到底有多高，因为就算因失业率高企而衍生的高罪案率，最受影响的还是没钱请保镖或给自己家里装上先进防盗系统的普罗普罗人民。

在经济衰退的情况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果断对经济作出干预，就如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New Deal）那样。当年罗斯福为了让美国经济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恢复过来，落实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通过政府大量投资公共工程去制造就业机会、为大多数工人制定最高工时与最低工资、推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权力，并且提供援助予农夫、失业者、外籍移工等。这是任何一个以普罗人民利益为优先的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最低程度的经济整修手段。虽然这样的“新政”并不会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但至少能够确保普罗人民的生计和生活不会在资本主义体制本身造成的危机中被白白牺牲掉。

政府应怎么干预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固然会大条道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但是举凡曾经发生过及现在正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失灵的表现，或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固有问题的又一次爆发。政府必须干预，但不应是为了拯救财团利润而作出的干预。

政府为制止经济持续衰退而进行的干预，必须是着重在制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确保社会经济在不进一步破坏环境生态下能够永续为人们提供所需的产品与服务。我国马来西亚政府可落实的经济干预措施，包括大量投资在促进公共利益的领域上，例如：扩大谷粮、蔬菜及水果的耕种，既能保障小农的生计，也能实现国家粮食自给自足，免受粮食危机影响；兴建更多让中低收入群体住得起的社会住房，实现真正的“居者有其屋”；扩建并改善公共交通系统；重植被破坏的森林；扩大再生能源的生产与应用；聘用更多照顾服务人员，为乐龄人士、儿童、残障人士、病患等有需要人士提供良好的社会照顾服务。这些政府直接出钱投资的项目，将可增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增加人民收入，扩大国内总需求，让那些为人民提供必需品及服务的大中小企业也可从中得益。

此外，政府也可以接管在经济衰退中倒闭的工厂，让这些工厂恢复运作，以生产社会必需品，既能保住或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也能善用经济资源为社会大众提供有用的产品。例如，政府接管倒闭的制衣厂，可以将这些制衣厂改造成生产个人防护装备的工厂，为我国以及周边东南亚国家供应所需的防疫用品。

政府干预所引起的一个隐忧，也就是政府官僚机制会变得愈来愈庞大的问题，可以通过创造更多民主制衡机制及下放权力给地方社区的民众参与决策等方法去解决。因此，恢复人民经济的过程，跟推动社会民主化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设法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在政治经济决策的讨论中，扩大社会民主空间，赋权予工会、公民社会、社区组织等民间机构，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国家官僚及少数政治精英手上。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主席再也古玛在其最近一篇探讨疫情后我国社会经济出路的文章中提到，政府要落实防控疫情措施及通过政府干预重启经济，需要大笔的政府开支，并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但是我们必须超越现有的主流经济思想框架去寻求解决方案。这包括考虑非主流经济政策所提出的主张，如为人民提供的另类“量化宽松”。

美国、英国及欧元区国家都曾使用“量化宽松”措施去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量化宽松涉及到中央银行大规模收购市场上的债券，其背后的逻辑是：当中央银行收购私人投资基金、退休基金及富豪所持有的政府债券时，将可让原本持有这些债券的投资者手上多出一笔流动资金，那么这些投资者将会有更多资金投入在新的行业中并制造就业机会。但是，如此的做法，其实还是先让资本家得利，而最后普罗人民未必获益。为私人银行企业注入资金的“量化宽松”，很多时候非但无法真正刺激经济，反而会继续鼓励不事生产的投机性活动，如导致中低收入人士继续买不起房子的房地产炒卖，或制造另一轮的金融泡沫，为下一次的经济危机爆发准备更多火药。不过，我们可以实施另类的“量化宽松”，也就是中央银行以低息方式直接向政府收购其债券，这将让政府手上有更多可动用的资金去支付各种社会福利计划及社会投资项目。

超越资本主义寻出路

冠状病毒疫情与随之而来的严峻经济危机，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认真地重新思考社会经济的大方向。我们是时候抛弃为资本积累服务的经济模式，我们不能再依靠外资、出口导向的工业生产及低工资去维持所谓的经济增长（实则为富豪钱袋的膨胀和财团利润的积累）。

如果普罗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保障，显示在企业财团账簿上的利润或国内生产总值数字上的“经济增长”，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我们必须恢复经济的原本目的：服务人民的需求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而不是服务于企业财团的利润。要实现这个经济转型目的，我们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去寻求出路。限制财团的经济权力，扩大社会民间在经济决策上的参与，透过民主化政府干预经济实现更公平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是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

注释：
1.恩格斯：“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3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