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琪的文字乌托邦2.0: 从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之夏：这是终结繁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制度的抗争

2013/6/3

一个“土耳其之夏”的幽灵正在亚欧大陆之间徘徊……

2010 年12月在突尼斯爆发的人民起义，点燃了2011年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抗争火焰。阿拉伯之春两年后，抗争高潮看似过去了，但是阿拉伯国家各地仍然有着不少的抗争。埃及人民的抗争并没有因为推翻穆巴拉克暴政后而停歇下来，突尼斯也是如此。利比亚在夺走3万条人命的内战后仍然处于派系斗争的政治动荡中，叙利亚国际列强干预下泥足深陷在战火蹂躏中，巴林人民仍然在统治霸权打压下顽强抗争……就在阿拉伯之春火焰仍未平息之际，夹在亚欧两个大陆之间的土耳其也迎来了夏天人民起义的浪潮。

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一场原本只是为了保护戈兹公园里的树木免受砍伐的静坐抗议，因警方的暴力镇压，而引爆了席卷全国的反政府浪潮。土耳其过半的省份都出现群众抗议，自2013年5月28日开始，警方逮捕了超过1000人（大多数人都已释放），警方镇压导致伊斯坦堡有上千人受伤，首都安卡拉的受伤人数不下700人。伊斯坦布的塔克西姆广场成了这场抗争的聚焦点，安卡拉的街头也群情澎湃。

从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之夏，人民抗议浪潮的爆发，都有着共同之处：导火线是当权者镇压人民的残酷手段，而让抗争火焰狂烧的火药是社会不公。造成社会不公的原因，就是通过剥削压榨穷人去让富人愈来愈富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土耳其之夏，人民反抗暴政争取民主的最终目的，离不开要消除繁衍社会不公的制度。

位于亚欧大陆交界处的伊斯坦堡，是游客争相前往观光的历史名城，过去十多年来购物商场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是土耳其在伊斯兰保守派正义与发展党（AKP）管治下经济快速增长的“见证”。过去十年来土耳其的“繁荣”，跟深陷在经济衰退泥沼里头的南欧比起来，显得非常 “光鲜耀眼”。但是在这些城市繁华面貌的背后，却是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涌入城市谋生的贫民在糟糕的居住条件下过着艰苦生活。财富不断向上集中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也加深了因民主、人权、宗教等课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土耳其于2011年的经济成长创下8.5%的高纪录，到了2012年放缓到 2.2%，但是过去10年来该国都持续处于“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不过，经济成长不表示穷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社会不公也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下 “烟消云散”，反而会变本加厉。土耳其7500万人口中最富裕的20%人，将该国逾半的国民收入装进了自己膨胀的钱袋，而最贫穷的20%人只获得6%的收入。土耳其政府的三分二收入来自累退税，如高达18%的销售税或增值税（KDV）；政府不愿增加向富人征收的所得税和公司税。销售税的税率非常“奇怪”，普罗人民购买衣物和食品要缴付8%的税率，但富人购买宝石的税率却是零。土耳其政府不断限制工会的权利，让工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也是在为社会不公加油加酱。土耳其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8-9%，算是相当高，且普罗人民的债务也不断累积。

艾尔多安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于2002年开始上台执政，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主要来自小亚细亚内陆较为贫穷及思想保守的民众。尽管正义与发展党靠着来自底层人民的支持而中选执政，但是自其上台以来，却扶持了暴发户阶级的成长，“催生”了不少跟政权关系密切的朋党企业家和富豪。正义与发展党于2011年大选中赢得49.83%选票，拿下550个国会议席中的327席，而稳当执政党。土耳其国内最贫穷的人民大多是受到保守的宗教思想影响，要他们反抗以伊斯兰宗教思想挂帅的政权似乎很难，但是最近爆发的群众抗争浪潮，却可能改变这种情形。

尽管总理艾尔多安仍然被视为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但是过去一个星期来所发生的群众抗争，将冲击着艾尔多安的“威望”。艾尔多安原以为他可以依赖本身的高支持率去执意推行官商勾结的发展计划，事实上却低估了普罗人民潜藏已久的不满与愤怒。

戈兹公园所引爆的抗争，是艾尔多安政权上台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抗浪潮。这场抗争运动的参与者来自不同背景，左翼政治力量也积极参与其中。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及全国各地的街头，都在涌现着愈来愈多反抗霸权的英勇斗士。这是土耳其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抗争之转捩点，也是争取社会正义的新起点。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问题，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得到解决的，埃及、突尼斯等国阿拉伯之春抗争浪潮已经反映出这个事实。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土耳其之夏，走上街头、占领广场展开抗争的人民，不仅仅是在为民主政治探索新的出路，也是在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建制的新选择。争取民主的抗争，必须也是终结繁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之不公体制的抗争。要打开这条人民解放的新出路，只有靠由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普罗人民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