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人民抗争运动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列宁《革命的教训》（1917年7月）

过去数个月来，我们见证了在香港掀起的群众抗争浪潮。这场抗争运动以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为导火线，并且因严重的警察暴力而进一步升级。香港的形势已经演变成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起义，香港人民以各种形式抗争，从相对和平游行示威、连侬墙、罢课罢市，到较为激进的手段，如围堵警局、瘫痪交通及“黑群”战术。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于2019年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倍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但是并无法平息示威浪潮，因为香港政府仍然拒绝答应“五大诉求”中的另外4项诉求，那就是成立追究警察滥权暴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释放示威者并撤消控罪、撤回“暴动”定性，以及落实立法会与特首双普选。

《社会主义报》专访了参与在这场运动中的其中一位香港社运人士——刀，让大家窥探香港最近这场政治危机及群众起义在主流媒体以外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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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最近这场运动对香港的政治有起着什么影响？

刀：我相信这场运动在几个方面是香港政治的转捩点。

A.    社会资源的动员规模是空前的。为了赢得这场抗争，来自不同年龄层和职业的人们都不遗余力贡献他们所有的一切。这个公众政治化的趋势，鼓舞着各种社区，成为未来进一步行动与组织的基础。
B.    完全重组政治格局。没有任何现有的政党或组织可以领导这场运动，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在主导（左翼几乎绝迹，而排外及完全脱离中国的港独也不是主要的论述）。
C.    代议、可谈判、和平的方式已被放弃，部分原因是政府表现出完全无法谈判，部分原因则是主要反对派政党（民主党）于2010年在普选课题上的背叛。这也是因为2014年雨伞革命失败的经验所带来，当时学生组织和占领中环组织者证明他们无法领导规模如此浩大的运动。因此，为何就不能将决策过程去中心化？
D.    真正确立了香港民族主义。在对抗警察时，很多人发展出捍卫我们家园免于入侵者的感觉。这种情绪深入在好些人们在一起生活与成长而感到自豪的社区中，因为他们勇于将警察驱逐去他们的社区。
E.    六四的恐惧已经无法影响年青世代，很明显的中共如果派出大军到香港并杀害我们将会面对巨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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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最近这场运动对香港普通市民和民间社会对比是否有起着任何影响？

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出现了巨大变化：
-    公共交通出现很多干扰，因为每个地区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冲突。
-    没有心情工作、逛街购物和娱乐。有些人甚至为了抗争而辞掉工作。
-    日常习惯的改变：每天管理“连侬墙”（利用公共空间的墙壁写下意见及展示动员抗争的海报）；每日喊口号时间，每晚10点在街上高喊口号或在家里打开窗户喊口号；每周示威游行；拒绝购买地铁票等。
-    因政治议题上的意见不合而与家人朋友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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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这场从反修例发展出来的声势浩大运动参与者的阶级力量构成是如何？除了学生，打工者的参与程度到哪里？

刀：中文大学传理系在八月份发布了问卷调查结果，他们在6月9日至8月4日逢周末的游行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参加者的男女比例为3：2至1：1；70至90%的学历为大专以上；半数为10至30岁；半数自认为“中产阶级”。

我认为这组数据很有意思，说明高学历青年工人是参与抗争的主力。然而这项研究只调查参与者的基本人口数据，没有就参与方式（和理非/勇武/捐款/救护/传讯/文宣/罢工/…...）和参与频率等方面提问，因此暂未能提供较为整体的答案。我个人的观察是，其实任何岗位都有各种人存在，但学生与青年工人，特别是失业、零散工人及小生意人是行动的主力。因为他们最有条件灵活地因应形势变化而调整参与，例如最多时间参与网上讨论，最多时间进行街头宣传，最多时间参与突发的行动等。

后勤方面，毫无疑问，中产投入了大量物质上的支持。支援抗争者法律、医疗和生活费用的612基金目前筹得八千万港元，网民发起的两次全球登报集资数百万港元，不足12小时就达标。加上每次行动所需的防护装备、医疗物资、饮食和开车送走抗争者及提供免费住宿，涉及很庞大的资源。

当然不得不提罢工！在2014年9月28日，占领金钟开始的时候，职工盟和学联是有呼吁全港三罢，但几乎没有发生。今次在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后，网上纷纷呼吁在6月12日（周三），送中条例送上立法会审议的日子发动三罢，全民去金钟包围立法会阻止议案通过。虽然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当日确实有很多工人透过请假或公司默许下（当日之前，不少银行和会计公司发出内部通告，指“由于当日可能出现交通混乱或危险”，容许员工“在家办公”）前往金钟。罢市的统计则比较清楚，当日有过千公司宣布罢市，然而绝大多数都是雇员人数少于10人的小生意。

8月5日的全港三罢有比较周详的计划和宣传。早上上班时间，策略性堵塞四个地铁站，令地铁几乎全线瘫痪；下午在全港七个地点集会，直接变成全港行动日，在其中六处发生堵路和包围警署的行动。正如6月12日那样，不少人都以请假作为不上班的方式，而非直接宣布罢工。

以战果来说，职工盟称三十五万人罢工，我认为太过保守。我估计当天罢工和因交通瘫痪而“被罢工”的打工仔，加起来应该有一百万人。其中最成功的瘫痪发生在机场。当日控制塔三分一人请假，其他人按章工作，令原本双跑道同时起降的机场变成只可用一条跑道，过百航班取消。惟工新闻在当日七区进行了简单访谈，可作为一些初步了解该次罢工的材料：
https://wknews.org/node/2004

关于八五罢工，我有另文说明：
https://www.facebook.com/rublev.andrei.7/videos/2406019329635452/

在八五罢工约一个月后，迎来9月2日至3日的三罢。这次没有组织堵塞交通的行动，市面上不见得受到影响，但仍有数万人参与集会。然而这次工人要参与罢工的压力大了很多。由于八五罢工最受影响的是机场，航空业马上面临严厉的整肃。中国民用航空局以禁止飞越领空威逼国泰航空交出有参与“非法活动”的员工姓名，国泰航空随后辞退多人，包括其中一名工会主席，更鼓励员工互相举报。白色恐怖情况严重。地铁公司亦出现类似打压。

在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六七暴动过后，香港终于再发生政治罢工。这次政治罢工与过去的情况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大部份罢工工人与任何组织无关，甚至不觉得罢工与其他周末抗争有多少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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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这场可谓空前的运动，跟香港之前的民主运动，有什么差别？

刀： 我在回答上面的第一道问题时提及，很多示威者放弃了和平的、可谈判和代议的政治抗议模式。“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是没用的”的口号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个转变。雨伞运动的失败，以及民选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加上香港政府对待反修例运动的傲慢态度（如于6月9日晚上当时一百万人示威游行未结束时就直接声明说拒绝撤回修例法案），愈来愈多人意识到要在既有的政治规则下作出任何改变是不可能的。如此的认知，形成人们对破坏公物和暴力攻击警察行为的同情包容，以及对警察的极大憎恨。雨伞革命期间，很少人真的仇恨警察，但今时已不同于往日。我认为这是因为对政治抗议的最初假设，如承认既有社会秩序并在不同“政见”之间进行谈判以平衡个方利益，已经不再有效。相反的，暴动的逻辑出现了，尽管示威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针对性破坏公物与暴力正是西方“暴乱”中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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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我们看到反修例运动中总会出现一些相当右翼的图腾，如有些示威者会挥舞港英旗、英国旗或美国旗，有的甚至打出要美国干预的标语。我们也会看到佩佩蛙的使用，一个被美国极右翼用来散布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这些图腾相当显眼，至少在媒体或外来的观察者眼中。可能有些人是对这些图腾背后的意义不甚了解或认为这些并不重要，但是这些图腾确实是反映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你是如何看待这些？是否是示威者当中有着极右意识形态的倾向？如果有，这股力量的影响有多大？左翼或进步分子如何应对/处理之？

刀：大部分示威者都不知道佩佩蛙在英语世界中的象征意义（尽管我认为就算他们知道也不会在意）。它只被当成网络论坛上没有无害的爆红事物，

港英旗帜约8年前开始在示威中出现。有非常小部分的人的确是要香港重新被英国统治，另外则有较大批人认为英殖民时期比目前香港好。

美国旗在示威中出现则是新的事物。我不确定其背后的不同思维。有些人（尽管我认为是极小部分人）真的相信如果局势恶化的话美国政府会对香港采取军事干预。较多人则只是要美国政府给中国政府制造更多麻烦（如利用香港议题作为关税谈判的筹码，或制裁香港官员）作为相互毁灭的方法，就好像所喊的口号“我要揽炒”（意即玉石俱焚）那样。

极右翼远不是这次运动的主导势力，而且仇外论述也比过去几年来得少。我认为这当中有两个原因。首先，右翼的策略是不谈这些，以避免造成运动内部的矛盾。其次，很多首次参与的示威者“谈化”了所有既有的政治矛盾，而我本身有跟好些人谈及，他们都不认同对中国大陆人的憎恨。

我对这些旗帜的态度是，我会更重视来自世界各地人民的声援信息，而不是来自政府的支持。

从我对本土左翼圈子及一些英语世界的网上讨论所观察到，我认为一些左倾人士对这场运动有着非常严重的误解。我特别愤怒的是看到有些本土社运人士声称这只是一场保护资产阶级法制的自由派运动，因此并没有左翼议程。我所不满的并不只是这种草率的简单化，更重要的是这种草率的简单化是一种傲慢的表现，完全忽视了不同年龄层人已被动员起来的事实，而同时也不愿从群众当中寻找答案。因此，我很开心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向我们询问或者亲自到香港来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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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经过三个月的群众示威与起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正式宣布撤回倍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但看来这将无助于缓和香港的局势，因为还有其他重要的诉求仍未落实，尤其是双普选。你认为整个运动现在处于什么状态？这运动接下来将如何发展？

刀： 局势正在急速变化。但目前这个时刻（2019年9月7日），正处于某种僵局。冲突与示威愈来愈频频繁，而怒火不断上升，但很多示威者以开始疲累，且参加行动的示威者人数也在减少。关于事态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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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你对这场运动接下来的期望是什么？

刀：我期望抗争者之间可以在运动中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在商讨很即时的行动和实用策略同时，能够作长远一点的讨论，例如运动推进的方向、如何更有效地互相帮助（包括生计上、社会资源上、人际网络上）。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进行更长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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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你能否分享一下你参与这场运动的经验？

刀：我通过两种方式参与。首先，我在一个叫“劳工组”的小团体工作。这组织的成员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工人。我们在发生劳资纠纷时鼓励工人直接挑战雇主。在这场运动的最初时期，我给组织成员关于通讯保安及被拘留期间法律权利的简单培训，也设立一个在行动时保护彼此的通讯系统，以让所有人作好准备参与其中。为了进一步参与，由于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我们根据我们的长处选择几个方面进行工作。我们为因政治立场而被雇主不公平对待的工人提供援助。过后随着形势升级，我们在不同社区举行很多街头展览，播映警察暴力的录影片，并分发传单以提供基层人民关于这场抗争的资讯，因为大多数人从亲政府的主流媒体（如无线电视和东方日报）或直接从中国大陆（通过微信）获取资讯。我们也拜访基层工人，尤其是街道清洁工和店员，跟他们谈催泪弹气体的健康危害以及在危险情况下停止工作的权利。

其次，我参与的另一种形式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提供关于香港事态发展的最新信息。在过去几个月来，我跟很多社运人士讨论最新的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可以分享很多非中文媒体所报导的细节，以及把信息可以传达给真正关心社会运动的人士。此外。对我来说，有三个原因让我认为这种分享非常重要：
A.    这是人民首次直接对抗中国帝国主义。
B.    这场运动的发展方式在很多方面是全新的，这本身就值得跟世界各地的社运人士分享。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跟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对我来说，这也许显示了未来绝望人民推动群众运动的趋势。
C.    就我个人而言，我过去多年阅读了关于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的事物，而我很高兴终于轮到我们去跟全世界分享我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