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5/17
第14届全国大选掀起“全民海啸”，将执政联邦61年的巫统国阵政权冲倒。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结果，选前还有许多人担忧国阵会重夺国会三分二议席或雪州政权可能重新落入国阵手中，但积累多年的民怨终于在票箱内爆发，其威力足以将近年丑闻不断的纳吉领导巫统国阵政权给推翻。这是我国民主抗争中一个重要的胜利与突破。
这次大选中单独上阵、竞选议席很少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也被淹没在这次“全民海啸”中。社会主义党在其竞选的4国12州选区中遭遇惨败，全部候选人失去按柜金，连两届国会议员古玛在和丰以社会主义党旗帜守土也败北。显然，这是一个冲着推翻纳吉政府的巨大海啸，候选人的素质和政党所提出的政纲，几乎完全不是选民投票的考量因素。选民为推翻国阵而不惜一切，包括牺牲掉被认为是无关大局的小党——社会主义党，转向支持希望联盟（半岛西海岸和东马）或伊斯兰党（半岛东海岸）。
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单独上阵而全军覆没，是意料中事，只是得票之低，无不让支持左翼进步力量的人们感到沮丧。
社会主义党在这次大选中惨败，且得票数少得可怜，笔者认为的主要因素有以下：
外部因素
一． “全民海啸”
无可否认，推翻纳吉政府或巫统国阵的群众情绪的确强烈。这是积累多年的不满情绪一次过爆发，宣泄出来变成一股惊人的“全民海啸”，完成了2013年505大选所未完成的换政府使命。许多选民在2013年与改朝换代失之交臂后，尽管经历了反对力量低潮，但是他们的不满和怨气却日益积累，加上贪腐滥权、消费税等的问题，终于在这次509大选中完全地在票箱中井喷爆发。
社会主义党本身也没有预料到这次反风是如此强烈。强大反风下的选民在投票时只认希望联盟的标志（或在半岛东海岸只认伊斯兰党标志），而不是单独上阵的社会主义党拳头标志，候选人是否有素质或可靠也不是选民的考量。社会主义党还被好些人指责“分散选票”，破坏换政府的“大局”，尽管社会主义党竞选的议席非常少（所竞选的国席才区区1.8%），而且好些上阵的选区就算分散反国阵的选票国阵也不可能胜出。
人民情绪的强烈宣泄，并不代表人民政治意识的提升。群众的情绪可以来得快也去得快，大多因对某些人事物的不满和愤怒而产生。愤怒的人民情绪，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是要建设一个摆脱旧建制的全新社会，则需要人民政治意识与政治觉醒。人民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民粹主义思想的政客所牵引操弄，尤其是散播恐惧和仇恨的民粹主义（如种族主义、排外、恐同等），其危险就是制造大批盲目追随政治领袖的粉丝，很容易被政治精英操纵来服务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意欲实现真正改革及社会解放的进步政治力量，不能单靠随着时局转变而起伏不定的人民情绪，而是努力通过政治教育、社会组织，以及鼓励更多人民直接参与在社会抗争运动中，去打造人民觉醒的政治意识。
二． 不利于小党的投票制度
我国选举所奉行的投票制度是单一选区“赢者全拿”制（First-past-the-post），也就是在一个选区中得票最高者当选，不论票数多寡。这样的投票制度，就算是在干净与公平的情况下投票，也会对两大阵营以外的第三党或小党不利。
“赢者全拿”制有很多缺点，包括：
- 议会内的议席分配并无法反映政党得票的比例。就拿最近这次大选为例子，希望联盟（加上沙巴民族复兴党）得票率为48%，但却拿下国会下议院55%席次；伊斯兰党得票率将近17%，但只取得8%席次。
- 选票被浪费掉。一个选区，若有三个候选人竞选，候选人A得票40%，候选人B和C则分别得票30%，候选人A胜出，意味着投票给B和C的选民在议会内没代表，他们那60%的选票形同废纸。
- 也正因为担心选票被浪费，造成选民倾向于“策略性”投票，而往往所谓的策略性投票就是被迫从两个烂苹果中选一个，也就是所谓的两害相较取其轻。
- 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当权者改划选区以增加自身政党可胜出的机会，造成选区划分不公平，破坏“一人一票”的原则。
只要仍然使用“赢者全拿”投票制，被大党排挤的小党，要在大选中赢得议席仍然非常困难。就算是现在已经出现政党轮替，下届大选已经没有了改朝换代的“大局论”，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lesser evil）论述仍会发挥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作用。
因此，未来争取选举改革的诉求，也必须包括投票制度的改革。我们必须争取一个更公平的选举制度。我国应开始探讨在选举制度中引入比例代表制的元素。我们可以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如德国、玻利维亚等国所奉行的联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简单的说，在这种投票制度下，选民会有两张选票，一张投选单一选区的候选人，另一张是从政党名单中投选属意的政党；议会将由单一选区票中选出的议员以及政党票中根据政党得票率分配议席而产生的议员所组成。这样的投票制度让议会内的席次既能反映各政党真正得票比例，也让各地区有代表在议会内发言。象联立制这样的投票制度，可以让大党以外的小党在议会内也有代表，让建制大党阵营以外的进步政治理念可以在议会内传达。
内部因素
一、 误读形势和错误的战略
社会主义党在这次大选中的挫败，很大程度上是对形势的误读而采取不当的战略。
社会主义党一直都主张推翻国阵换政府，愿意于反国阵的在野力量合作。不过，之前的主流反对力量，一直都有意无意排挤社会主义党。这次大选，希盟几乎没有跟社会主义党谈判协调议席的诚意。
社会主义党低估了马哈迪的影响力，尤其是马哈迪对乡区、垦殖民地区选票的影响，以及马哈迪在希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将松散的政治联盟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希盟在半岛使用统一标志也是一个影响选情的重大转折。尽管社会主义党在这之前一直主张反对阵线应有共同标志上阵对抗国阵，但是却没有预料到这次大选希盟很快可以同意使用共同标志，就算是希盟无法注册而土团党被社团注册局冻结的情况下，希盟还是接受以公正党标志在半岛上阵。这无疑让坚持以本身标志上阵的社会主义党陷入被排挤的困境。
社会主义党中委阿鲁哲文也承认：“我们以为三角战会让国阵重夺吉兰丹州政权，或者是夺回和丰国席，但是结果却是国阵在大多数选区只取得第二高或第三高选票。选民几乎是完全拒绝国阵。”
阿鲁哲文表示：“我们原以为行动党和伊斯兰党决裂后，大多数议席出现三角战，社会主义党竞选更多议席也已经影响不大。社会主义党只竞选区区16席，只是将原本三角战变成四角战，并认为人们不会因此责怪我们是搅局者。”
对形势的误读，以及无法根据形势作出战略上的及时调整（仍坚持在16个选区以本身旗帜上阵），让社会主义党在这次“全民海啸”中遭到沉重的附带性破坏（collateral damage），也承受不必要的折损（如和丰区社会主义党两届国会议员古玛败选）。
二、 不够灵活的决策机制（？）
战略无法适时调整，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党在选举策略上的决策机制。社会主义党于2013年11月的特别大会上，经过全党上下的讨论，作出决定：一、社会主义党不会再要求加入当时的人民联盟，因为之前尽了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当时民联并没有意愿接受社会主义党成为其一员），但会与在野党合作推翻国阵政权；二、社会主义党将于来届大选在所有上阵选区使用本身的拳头标志；三、社会主义党将竞选更多国州议席。
社会主义党于2017年2月的另一场所有支部代表出席的特别大会上，重申了之前党大会的立场，并决议开放借出标志给符合资格的社运人士或社区领袖上阵。社会主义党希望通过参与选举，让人民看到国阵和希盟以外的另一个政治选择，尝试突出粮食保障、合约工制度、税务政策等问题。
社会主义党一直都奉行党内民主，一切重大的决策都是通过党员参与讨论而作出，而不是由三几个“英明领袖”所组成的委员会去作出所有重大决定。党大会是社会主义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关于选举的重大决策，也是通过党大会或特别大会的民主讨论后拟定，并没有任何党领袖能够主导党的决策，而党领袖都必须遵从民主决策程序下所作的决定，包括了选举战略。但问题就来了，当临近选举时的形势转变，社会主义党并没有及时作出调整，社党上下都仍在遵从之前的决策行事。社会主义党没有在当时召开紧急大会去讨论是否调整战略。这可能是社会主义党在选举总策略上的决策机制不够灵活，而之前的决策也给予竞选团队和谈判小组太多的束缚，无法适时调整。无论如何，这个是社会主义党应该检讨的事项。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党党内民主讨论的机制肯定不能被摒弃，只是能否有一个更灵活的应变机制。
三、 竞选机器准备的不足
尽管社会主义党在大多数上阵的选区早在两年前就开始准备竞选工作，但是看起来很多地方的竞选准备工作仍然不足。社会主义党并不是一个选举型政党，但既然决心参加选举，竞选准备工作应该要做得充足。
无可否认，社会主义党在筹备竞选工作上，面对严重的人手不足问题。社会主义党的积极分子都忙于处理各种民间课题及投身在社会抗争中，而无暇兼顾太多的竞选准备工作；加上竞选的地区多了，人手也因此分散四处。社会主义党也严重缺乏竞选经费，必须跟大党竞争筹募款项。
跟伊斯兰党相比起来，尽管伊斯兰党夹在两大阵营之间，却仍然能够在吉兰丹、登嘉楼、吉打、彭亨等地赢得不少议席，这是基于伊斯兰党在竞选机器及为竞选而作的准备工作更为充足。拥有一定规模竞选机器的伊斯兰党，其日常政治工作都为了建立选票支持而进行，这是社会主义党所没有做的事情。
那么，社会主义党是否要将自身打造成“选举型”政党，并建立更完善的竞选机器？如果社会主义党要继续参选并赢得议席（或至少不失去选举按柜金），就必须在选举游戏的框架下建立更好的竞选机器及更多的准备工作。不过，如果过于将工作重心放在竞选准备工作上，其风险就是社会主义党会很容易变质成一个纯粹为了选举而存在的主流资产阶级政党，既机会主义，也不再坚持政治原则。若要走得更远，不能因选举准备工作而放弃或忽视社会主义党一直都坚持的组织社会抗争努力。
未来的挑战
大选已过了，政府也换了，但是马来西亚人民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会因此就迎刃而解。
社会主义党中委古玛在大选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疑问：“在希盟做了很多的策略性妥协后，他们是否可以确保改革议程能够进行到底？还是我们需要其他的政党来协助推进改革议程？”
古玛提出了好些被希盟领袖忽视的关键问题：
- 跨国大企业转移大量利润的问题若不解决，马来西亚的贫穷问题也不可能全面解决；
- 破解国际金融机构强加给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因为我们劳工“生产力”低落的观念，正视市场权力过度集中在全球最大跨国企业手上；
- 经济自由化与扩大企业财团影响力不是解决官僚主义及公共领域低效率的更好方法，反而会进一步边缘化底层80%人民；
- 最富有的企业财团通过向主流政党政客输送资金，而日益影响着我国的政治过程。企业精英的巨额政治献金破坏民主；
- 乡区底层人民的问题依旧无改善，也没有获得真正重视；
- 民粹主义政策对民主、民生及可持续发展的危害不浅；
- 政治领袖不应通过其职权积累财富；
-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人类的，而不应该是失业和经济萧条的成因。全球经济生产力日益提升，意味着我们所有人不再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去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不过，当前的情况是，没有工作的人就不能消费，这对失业工人和全球经济都带来惨痛的后果。人民没有能力购物而导致总需求持续放缓。社会主义党主张缩短工时，让人民尽管工作量减少了却能享有在足够生活的工资，同时商家也拥有足以让他们销售产品的市场。我们所有人将因此享有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让我们陪伴家人，参与在我们周边社区、宗教、艺术、体育等活动中，而人类的潜能将可充分发挥。
古玛也提醒，对希盟领袖的盲目支持，只会让他们更傲慢地对待其他人！
大选结束后，社会主义党已重新投入在服务人民与社会抗争的工作上。社会主义党的服务中心并没有因为没有赢得任何议席而关闭。
也许有人会因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的惨烈战绩而嘲讽社会主义党，但是这无阻社会主义党继续打造人民力量去推动社会改革的决心与努力。
随着政党轮替的发生，我国已出现全新的政治局面，将会有更多新的空间让我们推进社会运动及实现社会改革。关键的问题是，改革的方向由谁主导，仍然是掌控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精英，还是向往生活过得更好的普罗人民？社会主义党虽仍为小党，但肩负着赋权予民去将改革为了普罗人民权益而进行到底的重大使命。
我们有必要与民间组织通力合作，敦促希望联盟政府兑现惠民的竞选承诺，并且遵从人民的意愿去落实更多的社会改革措施。
社会主义党尽管在国州议会没有任何人民代议士，但是仍然能够扮演议会外制衡与施压的角色，通过推动人民力量去将人民的诉求付诸实现。
未来的五年内，我们有必要敦促希盟政治拿出诚意与决心，去实现马来西亚人民所向往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
- 废除一切恶法，扩大民主空间；
- 不仅仅废除消费税，也必须进行全面税制改革，打造一个更公平的累进税制，让富豪权贵们缴纳他们所应该付出的税务份额，打击富豪财团的逃税行径。
- 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权。
- 选举制度改革，实现更公平的选举制度。
- 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时，强化职工会。
- 废除合约工制度（尤其是在政府学校和医院服务的工人）。
- 检讨并撤出所有危害普罗人民权益的国际贸易协定。
- 所有人民都住得起房屋。
- ……等等。
新政府，新希望，也伴随着新挑战。我国将在不久将来面对另一波的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必须提出超越现有资本主义架构的社会经济政策，去应对并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让底层人民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祸害。新的形势也给我国政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很肯定的，我们不能让普罗人民的命运掌控在支配政治经济大权的精英权贵手上。普罗人民必须自主自决地掌握并改造自身的命运。
作为一个以社会解放为目标且相信人民力量的政党，社会主义党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间，去进一步推进人民抗争，以实现真正民主与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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