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社会解放

人类社会是由男性、女性及其他性小众所组成。因此，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不仅仅是由单一性别的群体所能完成的，而是由不同性别的人们经过各种努力所促成。尽管人类“文明”社会的大部分历史被父权制所支配，但是女性在创造历史上仍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作为贡献给社会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也经常是社会解放抗争的先锋。父权制思想在阶级社会上的支配，并无法阻止女性为追求自身甚至人类社会的解放而继续抗争。

 

在古代历史中，曾出现过好些女性的起义领袖，如公元60-61年间率领不列颠凯尔特人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军占领的布狄卡（Boudica）、公元40-43年间在今天越南北部领导当地人民反抗汉朝政府统治的徵氏姐妹。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群众事件，是1789年10月5日的妇女向凡尔赛进军大游行。当时不满物价高涨及面包粮食供应不足的妇女们，群起造反并聚集在巴黎的市集上。这场集会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及呼吁落实君主立宪制（以取代君主专制）的政治示威活动。在市集上聚集的妇女们痛斥不敢发声争取更激进政治改革的男人为 “懦夫” 。愤怒的妇女们冲击并洗劫巴黎市内的武器库，然后浩浩荡荡游行前往法国国王所在的凡尔赛宫。以妇女为主的游行队伍抵达凡尔赛宫后，就包围王宫，并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提出他们的政治改革诉求。翌日，1789年10月6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王室成员及在凡尔赛宫的国民制宪议会成员，被迫跟随示威群众返回巴黎市。

1789年妇女向凡尔赛进军游行

 

这场妇女向凡尔赛进军的游行，标志着当时正处于过渡时期的法国社会中形成了新的均势。法国王室贵族原本所享有的无上特权因而被废除，而（由女性所主导的）普罗人民展现了动摇阶级社会统治根基的巨大力量。妇女向凡尔赛进军游行三年后，巴黎的女性在1792年8月的群众起义浪潮中再次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789年8月10日的共和派起义，最后促成废除法国君主制。

辗转约八十年后，巴黎的妇女们再次走在革命的浪尖上。1871年3月18日，巴黎妇女为阻止在普法战争中打败仗的法军将当地市民自己筹钱弄来的大炮搬离巴黎市，引发了另一场惊天动地的群众起义，并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在资产阶级政权军队的包围下虽然仅仅维持的两个月，但是却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革命精神遗产。其中一名巴黎公社成员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是19世纪最著名的女性革命者。在面对意图摧毁巴黎公社的政府军时，米歇尔一边救助伤者一边向敌人开枪……

 

桑妮蒂.贝莱尔（1781-1802）

 

在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法国殖民地，在法属圣多明戈（今海地）被奴役的非洲裔女性，是海地革命（1791-1804年）的重要力量。海地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废除奴隶制并终结欧洲殖民统治的奴隶起义。海地的女奴隶组织罢工，反抗残酷的殖民统治。许多女性加入了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所领导的反奴隶制、反殖民革命军，包括了玛丽-珍妮.拉马帝尼（Marie-Jeanne Lamartiniére）、维多利亚.蒙图（Victoria Montou）、桑妮蒂.贝莱尔（Sanité Bélair）及“先知”罗曼（Romaine-la-Prophétesse，一位背景传奇的跨性别女）。桑妮蒂.贝莱尔于1802年在交战中被法军俘虏并被处死。在行刑时，桑妮蒂.贝莱尔拒绝被蒙上双眼，在枪口瞄准下瞪着行刑的士兵高喊：“自由万岁！打到奴隶制！”（Viv libète! A ba esclavaj!）

 

秋瑾（1875-1907）

女性在中国革命中也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其中一位著名的女性革命者——秋瑾，受到女权主义思想影响，主张争取女性权益，包括婚姻自由、教育权，及废除女性缠足的封建陋习。秋瑾于1907年在一次的起义失败后被清朝政府抓捕并处死，但是她的就义成为最后推翻清朝统治的动力之一。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时，曾出现好几支完全由女性组成的革命武装，如吴淑卿所领导的湖北女子北伐军、为了给师傅秋瑾报仇的尹维峻所领导的浙江女子国民军、上海女子先锋队队队长陈婉衍所管带的女子北伐光复军等。不过，这些女子军于1912年就被仍然被父权制思想支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解散。中国女性在接下来的波澜壮阔革命浪潮中继续扮演着重大角色，也不断挑战当地社会的父权制。

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当愈来愈多女性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劳动力时，女性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来愈重大。女性工人参与在许许多多争取劳工权益的抗争行动中。愈来愈多女性投身在争取民主权益的政治运动中，如争取女性的投票权。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争取女性投票权运动，后来成功促成多个国家落实女性普选权。

在女性仍未像男性一样拥有投票权的时候，女性已经在各种社会抗争中走在时代前沿，担起先锋的角色，发展出跨时代的进步思想。这当中包括了著名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罗莎.卢森堡早年活跃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重要活动者兼理论家，当社民党转向支持德国参加一战时而毅然跟社民党右翼决裂，与战友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等人组建“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并有份在1918年德国革命期间创立德国共产党（KPD）。罗莎.卢森堡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推动者，并以锐利的论述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罗莎.卢森堡坚持国际主义与反军国主义的政治立场，积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她曾因反战活动而被德国政府囚禁。罗莎.卢森堡支持1917年俄国革命，并对俄国革命寄予厚望，但她也毫无掩饰地对领导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提出尖锐的批判，尤其是批判布尔什维克一些不民主的做法。

 

【左】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和【右】罗莎.卢森堡（1871-1919）

 

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1月被右翼半军事组织“自由军团”所杀害，她在被杀害前所写下的一篇文章《柏林秩序井然》，如此写道：“‘柏林秩序井然！’ 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罗莎.卢森堡为后人留下丰富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遗产，是实现社会解放的重要思想泉源和参考。

罗莎.卢森堡的一位亲密战友——克拉拉.蔡特金，则在建设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德国仍然禁止女性参加政党的时候，克拉拉.蔡特金于1891年在社民党内创立妇女局，推动工人阶级女性的组织工作。像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这样的女性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尤其是工人阶级女性的参与，工人阶级不可能在终结阶级压迫、追求自我解放的社会抗争中取得胜利。跟罗莎.卢森堡一样，克拉拉.蔡特金也曾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被拘捕。

当今每年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是诞生于激进的工人阶级女性抗争。1908年，美国纽约制衣厂工人进行三个月的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落实女性投票权等诉求。共有3万名工人参与了那场罢工，罢工的工人大多数是移民女工。那场罢工的大部分诉求在当时都得以实现，除了女性投票权。为了继续在美国争取女性投票权，当时的美国左翼团体，如美国社会党（SPA），呼吁每年定下一天举行群众活动，以宣传争取女性投票权及其他女工所面对的课题。美国的女性工人行动，激发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于1910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提出每年定下一天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主张。1911年，欧洲多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举办了第一次国际妇女节群众活动，提出争取女性投票权、女性有权出任公职、工作权、性别平等待遇等诉求。

国际妇女节甚至于1917年成为俄国革命的爆发点。波澜壮阔的1917年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革命，也是改写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

1917年3月8日（根据当时俄国所使用的旧历则是2月23日），俄罗斯帝国首都彼得格勒的女工们进行大规模罢工和街头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并表达对现况的不满。当时俄国参与一战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工人阶级女性的生活每况愈下。日常用品的价格不断高涨，而女工尽管长时间工作但工资仍很低；女性还必须每天花上数小时排队获取面包供应，但是有时却在排队等上数小时后才被告知已经没有面包。统治阶级好战造成的艰难生活，点燃了女性工人们奋起造反的怒火。在彼得格勒街上游行的女工高喊“面包与和平”的口号。由女工所领导的示威行动，也激励了其他男性工人加入抗议行列。这场女性工人发起的“二月革命”示威浪潮，最终成功推翻俄国的沙皇统治，并为震撼全世界的俄国革命掀开序幕！

俄国妇女解放的抗争之路，也不曾平坦。其中一位重要的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致力于将阶级斗争和妇女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她既参与争取在俄国实现女性投票权的运动，也积极推动工人阶级运动将妇女问题列入抗争的纲领中。尽管她早期在获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男性同志的支持上困难重重，但仍无阻她推动这项努力。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1872-1952）

柯伦泰在谈及国际妇女节时曾如此写道：

“很久以前，工人阶级女性和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论者就各行其道了，她们对于人生目标的追求大有不同。这就像女性工人和老板娘之间、女仆和女主人之间，有太多不一致……她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所以，对于单独设立“妇女节”、进行女性工人联盟或者成立出版社，男性工人不应该感到害怕。

工人阶级女性的每一次特殊形式的运动，都仅仅是唤起女性工人觉醒的手段，并且它的目的是号召女性工人一起为更好的未来而奋斗……妇女节和其它小心翼翼、缓慢进行的工作，唤起女性意识的觉醒，只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而非分裂。”

在诸如柯伦泰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者的坚持与努力下，俄国革命让该国女性赢得许多重要的权益，如性别平权、婚姻自由、离婚权、堕胎权等，还有为减轻女性家务劳动负担而设立的社区育儿及家务服务。不少改善妇女生活并促进妇女解放的重大社会改革，却在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下被取消。

埃及女性于1919年埃及革命期间在开罗街头进行群众演说。

 女性在反抗英国殖民的1919年埃及革命中也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埃及女性主义知识分子，如（Huda Sha’arawi）等人，曾领导跨宗教的群众抗议行动，反抗英国在埃及的殖民主义统治。来自底层的工人阶级女性也积极支持埃及的独立运动，不少人跟男性并肩参与街头抗议活动，最终促成埃及的独立。

二战期间，世界各地的女性奋不顾身投入在英勇的反法西斯战斗中。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女性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年18岁的西蒙.瑟古安（Simone Segouin），参与了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役。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中有15-20%女性，西蒙.瑟古安是其中一员。西蒙.瑟古安17岁开始参加法国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她最早的行动包括从德军信使手上偷走脚踏车，并用偷来的脚踏车为法国抵抗组织送信；过后她参与了其他更加危险的军事任务。

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亚洲和非洲大陆。若没有政治觉醒且思想进步的女性参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可能彻底打败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女性革命者们在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越南反美战争、南非反种族隔离政策运动等许多重要的社会解放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妇女醒觉团（AWAS）于1946年的游行。

在马来群岛，二战后成立的妇女醒觉团（AWAS），是马来亚第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女性政治组织，也是战后马来亚争取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醒觉团由当时马来亚最优秀的民族主义斗士所领导，包括桑西雅.法姬亚（Shamsiah Fakeh，在妇女醒觉团被英国殖民政府禁止后加入马来亚共产党投身武装反殖活动）、艾莎.加尼（Aishah Ghani，后来加入执政党巫统，并曾担任巫统妇女组主席及马来西亚公共福利部长）、萨基娜.祖尼（Sakinah Junid，后来加入伊斯兰党，并曾担任伊斯兰党妇女组主席）等人。显见早期激进的女性反殖运动领导们，影响了后来马来（西）亚广泛政治光谱的女性政治组织。

过去多年来，直到今日，女性仍然在众多的社会抗争中起着引领的作用。成功挫败极端主义武装势力的罗贾瓦革命、2019年苏丹革命等，女性的作用极为关键。而在近期的泰国民主运动、缅甸人民反军事政变抗争中，也不乏女性积极参与的身影。

一名苏丹示威者——阿拉.萨拉赫（Alaa Salah）于2019年4月8日站在车顶上发表演说的图像，在网上疯传，象征着女性在推翻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政权的群众示威浪潮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当今的二十一世纪，尽管我们在实现性别平权上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但是女性权益仍然面对来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及父权制的威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职业女性2016年趋势》报告（Women at Work Trends 2016），全世界全职工作女性的平均收入，只相等于全职工作男性的77%。这显示尽管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同等待遇的运动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但是男女之间仍然存在着工作待遇上的差距。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也指出，女性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工和照顾工作，是男性的2.5倍。全球女性每天花上125亿小时从事无偿的工作。根据乐施会于202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女性所从事的这些无偿的劳动（家务劳动及照顾工作），每年为世界经济增值至少10.8兆美元（相等于马币44兆）。可是，大部分的经济收益都被以男性为主的富豪阶层所垄断。要比较看财富分配上的性别不平等有多严重，我们可以看看这样一个现实：在2020年，全球最富有的22个男性所坐享的财富，比整个非洲大陆女性（约6.7亿人）的总和还要多！

除此之外，女性仍然面对许多因性别不平等而引发的问题，如对女性暴力、性骚扰、缺乏政治参与空间等。目前全球近200个国家，只有22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女性，全球只有约25%的民选议员是女性（马来西亚只有14%）。更何况，就算一个民选公职由女性担任，若该女性政治领袖仍然受到父权制思维所牵制，那就意味着实际上仍未实现女性解放及性别平等。性别平等不仅仅是反映在数字比例上，而是必须彰显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及实际权力关系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所公布的《2020年性别社会规范指数》揭露，全球约90%的人（包括女性）对女性存有性别偏见！

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自诞生以来，就与盘踞在阶级社会中的父权制结为一体，继续剥削社会底层的女性，而财富则持续向上集中在少数精英富豪手上。如果繁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资本主义体制仍然肆虐，女性所面对的社会经济不公将无法完全消除。女性解放的抗争，是不能脱离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而反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解放抗争，若不跟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的抗争结合，也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