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琪的文字乌托邦2.0: 雨伞运动：遮雨挡风，年少有梦

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

雨伞运动：遮雨挡风，年少有梦

香港的1905？

1905年1月22日星期天，被东正教会派到彼得堡担任神职人员的加邦神父（Georgiy Gapon），率领3万多名工人聚集在彼得堡的冬宫广场外举行和平示威，准备向沙皇尼古拉二世递交请愿书，以表达底层人民的诉求。当时示威群众所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让工人享有合理的工资、将工作时间减少至每天八小时，还有要求终结日俄战争，并落实普选仍人民可以选举民意代表。彼得堡工人手拿圣像、举着沙皇图像、唱着圣诗和爱国歌曲，以最和平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诉求，却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造成上千人丧命。“血腥星期日”事件引爆了1905年革命。尽管1905年革命后来以失败告终，但是于革命过程中“昙花一现”的工人议会—“苏维埃”，培育了一代思想激进的革命骨干，成了后来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的政治基石。

那个有份点燃1905年俄国革命火焰的加邦神父后来被人怀疑是沙皇秘密警察安插的奸细，而被革命党人绞死。也有人认为加邦神父可能只是被反动势力利用的“真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到底加邦神父是不是奸细，到了现在也很难说清，但是他肯定是1905年革命的关键人物，即使没有功也应该记住他。就算他真的是奸细，他肯定没有想到的是“血腥星期日”非但没有打击俄国底层人民的抗争意志，而且还成为一场波澜壮阔革命的导火线。俄国工人阶级在沙皇军队的残酷屠杀下，认清了沙皇统治集团的真面目，为沙皇俄国敲响丧钟。

百余年后，位于圣彼得堡东南方7500多公里以外珠江口另一个海港城市—香港，两个学者和一个牧师为了争取真普选而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这种最温和不过的公民抗命行动时，或许也没有想到会演变成一场惊天动地的“雨伞革命”。以 2014年9月22日香港学界大罢课开始，9月26日的重夺“公民广场”，再到9月28日香港警察发射出第一枚催泪弹后，整个运动在雨伞遍开下已经一发不可收拾。金钟、铜锣湾、旺角的街道被向往自主自决的香港的自发自觉地占领。

雨伞革命的占领抗争持续了两个月，香港当局施展种种干扰、挑拨离间、施压以至暴力清场的手段去削弱占领运动。持着有北京撑腰的香港政府态度愈来愈强硬，经过接二连三的武力清场、逮捕拘留，尤其是11月25-26日旺角清场最为“惨烈”，学联和学民思潮宣布行动升级，试图于12月1日包围政府总部但行动失败，包括黄之锋在内的三名学民思潮成员宣布开始无限期绝食，要求香港政府重新启动政改对话。

从英殖民到回归中国，香港的普通市民一直都被排斥在决定这座城市未来的重大决策过程之外，这次的雨伞革命，尽管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还没有真正带来“革命”的震荡，但是已经给香港人民在思想、抗争经历及民主实践上一次震荡不小的革命洗礼。“占领区”孕育着的是香港接下来民主革命的年青骨干。1905年的俄国与2014年的香港，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社会环境都截然不同，但是人民为了改造自身命运的革命路径，却是大有雷同。

遮雨挡风，年少有梦

“即便是再微细的烛火，聚集起来也一样能照亮黑暗。就算被扑灭、被孤立，剩下在雄雄燃烧着的一枝火苗，也足以燃亮被黑暗所蒙蔽的人心，照亮突然醒来的人。”学民思潮于2014年12月1日所发表的《绝食宣言》中如此写道。这正是当前香港年青人理想主义的体现，就算是“年少轻狂”的梦，但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梦想，才是推进时代的原动力。

“年少轻狂的岁月里梦想是那么的纯真杂乱，但我不怕别人笑我多梦，我怕成长后的未来听到梦碎的声音，更怕我没有梦。生于乱世，有种责任。今天，我们甘愿付上代价，负上这个责任，为不安份，为生存，绝不低头。”

香港人民为了民主自决而撑起雨伞，为的就是重夺属于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命运自己作主。

题外话：说说雨伞

诞生于1949年的黄飞鸿电影，是香港电影文化的重要一部分。电影中的黄飞鸿，尽管是广州人，但是他的传奇故事却是在香港开始及流传，当中牵引了香港跟大陆的千丝万缕关系。

电影中的黄飞鸿经常会撑着一把雨伞，用来警恶惩奸。2014年香港街头的觉醒民众，也都撑着雨伞，烈日下可以遮荫，风雨下可以遮雨，胡椒喷雾、催泪弹袭击时可以用来防卫，成为这场震惊世界公民抗命运动的象征。

早前有个建制派民建联立法议员在立法会会议上发表伟论，声称，占中示威者使用雨伞其实并不和平，因为雨伞是攻击性武器，还说看过黄飞鸿电影的人都应该知道。总不成这个民建联政客就像黄飞鸿电影中的“奸人坚”看到黄飞鸿的雨伞那样感到害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