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再也古玛（Dr. Jeyakumar Devaraj）——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主席
译/岑建兴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对大马政府日前宣布的关怀人民经济振兴配套附加措施表示赞许。社会主义党认为该经济振兴配套附加措施已部分回应了针对早前3月27日发布首轮振兴经济配套的批评。在宣布首轮振兴经济配套后，许多企业界的声音批评政府未有足够支持中小型企业（SME）的措施。中小型企业指的是雇用少于150名员工，或/及每年度总销售额少于2500万令吉的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干，总共雇用国内三分之二的劳动力。
中小型企业援助措施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2020年4月6日宣布总值100亿令吉的关怀人民经济振兴配套附加措施中，有79亿令吉拨款用于提升在3月27日公布的薪金补助措施。在新薪金补助措施下，雇用少于75位职员的中小型企业，其薪金补贴增至每月1200令吉（仅适用于月薪少于4000令吉的员工）。相比之下，雇用75位职员以上的中小型企业所获的薪金补贴则有减少（介于每月薪金600令吉至800令吉之间）。经济振兴配套附加措施也拨款21亿令吉，作为发放于近70万微型企业各3000令吉的特别拨款。
除了上述财政开支外，经济振兴配套附加措施也包括减少微型企业向国民储蓄银行借贷的利息、减少中小型企业承租政府建筑物的租金，以及减少外籍移工25%的人头税等。
我们也认可首相并没有在宣布经济振兴配套附加措施是耍政治把戏。大马人已习惯在任首相（国阵或希盟）宣布财政预算案时挖苦反对党的作风。首相在4月6日致辞中并没有一丝的挖苦，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雇主是否会欺压员工？
不过，社会主义党仍然在数个议题上表示忧虑。首先，雇主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就减薪及无薪假与员工重新协商雇佣合同的问题上，被赋予伸缩性。
社会主义党担忧不诚实的雇主或会滥用这种“伸缩性”欺压员工，迫使员工放弃行动管制令期间的薪金。有鉴于国内绝大部分员工没有所属工会，以及考虑到接下来失业率加剧情形，使得员工担心被裁员而迫于无耐选择减薪。政府有必要明确规定雇佣合同上的任何修改都应与员工达成共识，否则这可视为“推定解雇”（Constructive Dismissal），并需在《劳工法令》规定下给予员工赔偿。
已无法恢复“常态”
第二个问题，是个更大的问题——此经济振兴配套仍不足够！
看来政府在制定现有经济振兴配套上的思维，是认为仅需靠现有企业在这期间保持资金周转并且有能力支付薪资，一旦新冠肺炎“烟消云散”后，企业可恢复经济活动，而一切可因此恢复正常。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特定领域短时期内并不会复苏，例如航空业。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接下来1年，多数国家都会要求外国访客隔离两周。航空业会因游客量无法在1年内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前50%业绩而面临缩减规模及裁员的困境。旅游业的崩溃，意味着服务外国游客的产业，如酒店、游客购物景点、旅游公司及特定餐馆等等，也同样需缩减规模及裁员。如果生意仍持续不增长，这些企业无法连续数月承担数以千计员工的薪金。
作为全球产业供应链一部分的马来西亚制造业，也会受到影响。吞噬着世界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供应至全球市场的产品或部件工厂市场需求或会减少。这些工厂也会进行裁员。总的来说，裁员将会是大马接下来数月的大问题，并可导致长期失业。这是因为私人领域在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并不具有开创新产业领域吸纳被裁员员工的可能。
政府干预至关重要
政策规划者应该意识到，全球经济自由市场并不能从这危机中自我恢复。聘雇失业者及支付工资，并刺激总需求，是需要显著的政府干预，就像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所推行的“新政”（New Deal）,这样才能让企业重新投入生产产品及提供服务。
采用如此的凯恩斯主义模式，需要经济规划者及政治家们在思想上来一次巨大的范式转移。一直以来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框住的经济规划者及政治家等，都相信小政府概念及市场可自我修正。他们也认为，正确应对经济下滑方式是从私人界回购债券（量化宽松，QE）来为市场注入资金流动。然而，我们可见到过往12年的量化宽松已制造了金融泡沫、房地产价格暴涨、社会的日益不平等，以及并没有为年青一代制造足够就业机会。向最富有0.1%者提供扩大信用，并不能解决失业及消费者需求呆滞的问题。
经济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必须重归根本并扪心自问——我们应如何评定国家经济？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小来计算？还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是股票市场的表现如何？还是成功吸引了多少的外资？还是信用评级机构的打分？
社会主义党主张，我们应该以下例3个准则来衡量国家经济表现：
1.经济是否能够生产足够民众所需的食品、住房、交通、健康医疗、教育及文化等产品及服务？
2.经济是否提供人民可挣取足够收入去获取上述必需品及服务？
3.经济是否可在不加剧气候危机下，永续地实现上述两个准则？
马来西亚的“新政”
社会主义党认为，现有危机的解决方案，是让所有有意工作的人士制造就业机会。当大众有了工作并获得薪金，他们有着可为他们家庭采购必需品的收入。所有工人的总工资提升所产生的消费者需求，可为中小型企业的创造商机及就业机会，进而开始雇用更多员工以生产供销售至大众的产品。
在消费者需求不断萎缩之际，谁应挑上创造就业机会的重任？私人界并不会在呆滞市场下冒险动用自身资本生产更多产品。最富有的1%也仅会袖手旁观，并会在股市崩盘之际使用他们庞大的金融储备收购股票。最富有1%者的财富名义上当然会因自身股票价值下跌而有所减少。然而他们持有的股票数量将会剧增，并在经济衰退结束之际成为坐享更大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所以无论失业率是5%或是20%，又或是社会上的饥饿问题愈来愈严重，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正因如此，只有政府才能采取所需的果断措施去制止经济的螺旋式下滑。我们需要政府通过制造就业的方式，对经济做出干预：这可以是通过扩大公共利益的工程，例如扩大谷粮、蔬菜及水果的耕种、低收入群体房屋计划、兴建更好的排污管理系统、重建公共交通系统、重植被破坏的森林、扩大太阳能板及其他再生能源的应用、更良好地照顾乐龄人口等。这些新增的工作机会，可增加生家庭收入，并扩大国内消费者需求，让提供必需品及服务予人民的大大小小企业也从中获利。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需要我国的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及大众在思想上的典范转移。庞大的政府官僚机制的确有其缺点——这可能对民主及思想自由有害。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创造制衡机制及下方权力到地方社区等方法去克服这个问题。当经济严重衰退的问题已笼罩着我们之际，我们需设法让更多人参与在讨论中。我们也须迅速采取更为清晰的措施，减轻其对社会中经济能力弱势者的冲击，以让我们可共同渡过这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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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政”是指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0年代为让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而落实的一些列经济措施，包括通过公共工程制造就业机会、为大多数工人制定最高工时与最低工资、推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权力、提供援助予农夫、失业者、外籍移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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