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4日星期四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8火红年代五十周年系列02)


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苏联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去斯大林化过程的高潮。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4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通过“二月事件”夺取政权,并成为了苏联主导的东方集团一员。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于1960年7月11日通过新宪法,将国名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后,接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批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言论,苏联及其在东欧的附庸国纷纷发起由上而下的改革,停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推动有限的政治自由化政策。去斯大林化进程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等人于1964年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后就终止。

1956年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下去后,东欧斯大林主义政党执政国家加强落实全面的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系统,并控制基本物价,东欧人民的生活条件大有改善,但是斯大林主义党国机器无处不在的政治监控,导致人民愈来愈疏离政治。

在捷克斯洛伐克,去斯大林化过程比起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来得迟也进行得较缓慢,因为该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精英持续主导政权。不过,1960年代初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为了应付本身多重的危机,而不得不执行去斯大林化政策。捷克斯洛伐克于1960年代初陷入经济困境,而要求为斯大林时期受害者平反的声音也愈来愈强烈。当时的年青一代也日益不满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主导的政权。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部分的斯洛伐克,其人民也要求更大的自治权。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也因此形成了有意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去解决当时问题的改革派。

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于1950年代末及1960年代初开展去斯大林化过程,但进展却非常缓慢。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在捷克斯洛伐克“水土不服”,并没有妥善地落实,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于1960年代初陷入经济衰退。诺沃提尼尝试重组国家经济,于1966年推出新经济模式,促使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加热切要求政治改革。

1967年6月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大会上,路德维克.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帕维尔.科胡特(Pavel Kohout)、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等作家开始批评时任总统的诺沃提尼。随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行动愈来愈激烈,但被警察部队镇压下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不满诺沃提尼领导的声音,诺沃提尼日益失去共产党和军队的支持。

杜布切克

1968年1月5日,被视为改革派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被推举为该党第一书记,正式取代诺沃提尼,并开启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

1968年4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行动纲领》,主张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应追寻朝向成熟社会主义的道路,而非跟随苏联的脚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改革派认为,社会主义不应仅仅指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关系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而是必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创造更多让个人有着完整生活的条件。该份行动纲领所提的主张,包括:保障个人自由,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行动自由,限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停止任意逮捕人民的做法,放宽对媒体的管制;改革共产党组织,重组民主集中制让下级党组织有更多话语权及决策权;实行联邦制解决斯洛伐克所面对的问题;实行经济改革,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在外交政策上,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引进科学技术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1968年6月27日,著名作家瓦楚里克起草的《二千字宣言》正式发表。《二千字宣言》表达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保守势力及“外部势力”(也就是苏联)的不满,并呼吁人民自发落实改革纲领。。《二千字宣言》并没有意图通过推翻共产党政权去改变现状,而是支持共产党中的进步力量。宣言呼吁人民应该大胆地要求经济管理的透明化,选举“有能力且诚实的干部”作为自己的代表,通过合法的和平抗议来将腐败官员赶下台。宣言也呼吁将报纸从共产党的奴隶重新变成“一切进步力量的舆论平台”。杜布切克领导的“改革派”政府却谴责这份宣言,苏联统治集团将这份宣言视为“反革命”的举措。

杜布切克在发生“布拉格之春”的数个月期间,力图说服苏联,让苏联相信捷克斯洛伐克会继续留在苏联主导的斯大林主义集团,并且不会复辟资本主义。不过,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益高涨的改革浪潮,却让苏联斯大林主义领导感到不安。


苏联及其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于1968年8月20-21日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呼吁人民不要反抗。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袖在苏联军队入侵不久后就被的逮捕,并被押送到莫斯科。杜布切克和大部分被逮捕的改革派领袖于一星期后就返回布拉格,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成果在苏联的干预下被逐步取消。杜布切克直到1969年4月才被正式解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职务,由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取代。杜布切克于1970年被开除党籍。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出现好些非暴力抵抗行动,聚集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学生和工人跟苏联军队对峙与争论。有些市民则刻意给入侵的苏联士兵错误的方向指引。
百多名平民在华沙条约组织军队侵略行动中丧生,另有约700人受伤。1969年1月16日,捷克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为抗议苏联入侵而自焚。


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军事入侵后,进入所谓的“正常化”时期,在苏联胁迫压力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取消了几乎所有杜布切克主政时期的改革措施,终结了“布拉克之春”。

有别于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事件,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引发该国人民的武装反抗。杜布切克叫人民留在家里不要出来反抗,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大多数都被动地观望着事情的演变。

杜布切克的“带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试验只维持了仅仅6个月。如同之前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去斯大林化改革,领导“布拉格之春”的大多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杜布切克出身自斯大林主义官僚,他并不是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异议者”,因此在推行去斯大林化的改革上并没有要任何翻天覆地的转变。杜布切克是在得到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支持上台,因此其所推行的改革并没有彻底跟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决裂,最后他也很快被斯大林主义老大哥拉下台。

1950年代发生在东欧地区的人民起义,如1953年东德人民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1956年波兰波兹南起义等,主要是由工人阶级所领导并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而1968年布拉格之春不同的是,改革运动主要由知识分子所推动,其纲领强调个人自由与思想自由,而工人阶级对改革的支持相当被动。


布拉格之春敲响了斯大林主义的丧钟。东欧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虽然在当时维持了其统治地位,但是也显露出其铁腕下的弱点,而民众间也埋下了反抗斯大林主义的种子。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于二十年后在东欧分崩离析,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权在“天鹅绒革命”中垮台。捷克斯洛伐克最后还在斯大林主义断壁残垣中冒起的反动民族主义着的操弄下分裂成两个国家。

布拉格之春所涌现的政治与文化思想,后来影响了世界各地的运动,包括1978-79年“北京之春”时有人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批评共产党政府的大字报。布拉格之春也激发了不少的音乐与文学创作,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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