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于2017/2/10（刊载于《当今大马》2017/2/14星星之火专栏）
2010年的时候，要载完当时拥有相等于全球最贫穷的一半人口财富的富豪们（388人），需要一架波音747客机。到了2016年，已不需要出动到客机，只需要一辆快捷通巴士就够，因为只有62人。再时隔一年，连快捷通巴士也省下了，只需要一辆小型客货车，就已能够载完拥有相等于全球一半人口财富的超级大富豪！
根据乐施会于今年一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今全球最富有8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等于全世界最贫穷一半人口（约36亿人）的总财富。自2015年开始，全球最富有的1%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越地球上的另外99%人口。最贫穷10%人口的收入在1988年到2011年期间，平均每年仅增加3美元，而最富有1%人的同期收入却增加了182倍。这说明了什么？难道是最富有的1%人比99%的人更努力或更厉害上千百倍吗？
社会财富不断向上集中，贫富之间的鸿沟及社会不平等，一年又一年“再创巅峰”，反映着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达到一个多么严重的地步。
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下，一个人所得到的报酬，已经不是根据这个人的努力、能力、才华或付出程度去决定，而是这个人已积累或所掠夺的财富决定其收入！
社会不平等：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温床
近年恐怖主义袭击不断在各地发生，极右翼势力在多个国家崛起，是当今全球危机的症状，其祸源是在全球范围内起着支配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后，打着“全球化”旗号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横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世界各地称王称霸，并没有让底层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也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安全，而是相反。世界没有因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变得更平，也许只为跨国财团铲平，但对普罗大众来说却是愈来愈崎岖不平，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在一国之内的贫富之间差距，都愈来愈大。
落后国家的经济在“贸易自由化”下进一步被发达国家及跨国大财团所支配，原本属于社会共有的公共资产及普罗人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权益在“私有化”下被变卖成为让资本财团自由买卖牟利的商品，财团企业因种种“去管制化”政策而得以从压榨劳动力及破坏生态环境中掠夺更多的财富。劳动力外包或将生产转移到“岸外”拥有更廉价劳工及税务优惠的国家，让大企业的利润蒸蒸日上，但是底层劳动人民的工作却愈来愈无保障，而生活也跟工资一样每况愈下。
社会愈来愈不平等，让存在已久的社会矛盾日益恶化，为种族主义、排外情绪、宗教极端主义等狭隘的政治思想，提供了繁衍的温床，带来更多的动荡。靠煽动狭隘宗教思想及种族主义起家的极右翼政治势力见缝插针趁势崛起，并非是为了拯救身陷水深火热的人民，而是通过进一步分化人民去窃取权力，进一步加强富豪阶级对社会的支配。美国特朗普的“崛起”，就是一例。
经济金融化：产生寄生性愈来愈强的富豪阶级
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全球经济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化。金融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也就是金融业、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投资领域的扩张已经超越其它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甚至是主导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随着数码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更是加速渗透在各个层面上，成为一股的巨大力量，无论是房屋、粮食、债务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金融霸权的操控。
在经济日益金融化下，金融市场已经不再是驱动资本主义经济的润滑剂，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也让资本主义经济愈来愈失去其生产动力甚至是创造力。当工业生产的商品因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低落而滞销，投资在实体经济上的资本无法积累更多利润，因而更多的资本被转移到金融市场，通过不事生产的方式去循环出更多的利润，造就了金融市场的不断膨胀，也催生了愈来愈多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靠纯粹金融投资或投机去积累财富的富豪。这些富豪仅仅靠已积累到的财富，去积累更多的财富，甚至把这些财富匿藏在避税天堂。
去年4月公诸于世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富豪权贵们如何通过全球第四大离岸金融管理公司——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去进行所谓的“财富管理”，也就是通过在避税天堂设立岸外公司，去匿藏财富。《巴拿马文件》中所泄露容量多达2.6太字节（TB）的数据资料，仅仅是世界各地通过剥削、搜刮、敲诈、寻租、投机等方式累积财富的富豪权贵们，利用通过岸外金融系统去匿藏财富的冰山一角。
世界各地的超级富豪们通过岸外户口匿藏了至少76 000亿美元可征税的财富。2000年至2014年期间，避税天堂的企业投资增加了四倍。企业财团避税导致发展中国家每年至少损失1000亿美元。如果政府可以向这笔天文数字的财富征税，可为全球至少上亿的失学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并且为贫困社群提供医疗服务，避免至少600万儿童的死亡。
问题根源并不只是新自由主义
靠鼓吹仇恨及恐惧思维去捞取支持的特朗普在美国当上总统，是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反动写照。新自由主义经济过去多年来衍生的问题，造成愈来愈多人对新自由主义建制的不满，这可反映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反紧缩措施抗争、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得到巨大支持等现象中。不过，反建制的运动大多数时候只针对新自由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这反而让试图通过回到当初资本主义明目张胆进行原始积累的保护主义有机可乘。特朗普的胜选，正好是利用了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及没落中产阶级对新自由主义贸易协定的不满，去挫败新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代理人——希拉里，然后组建一个美国史上最为富豪所支配的政府。让特朗普胜选的仇恨政治议程，加上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多国的冒起，给世人的启示是：我们当前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去理解种族主义及其它形式的压迫是如何支撑并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今年是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150年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少的改变，至少在形态上是如此，但是《资本论》仍然是至今理解、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并探索可能替代选择的最有洞见之理论著作。相较于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与反对，《资本论》挖掘得更深，剖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尝试提出如何去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真正自我解放。
尽管资本主义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与进化，而当中总是贯穿着前仆后继的阶级斗争，不过，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核心特性的理论洞见，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而且比起1867年《资本论》出版时更加合时宜。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无底线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剥夺了劳动人民的人性，当一部分工人必须忍受长时间工作去换取低微工资的时候，另一部分劳动人民却持续面对失业的问题。今天我国劳动人民面对工作无保障，被迫离乡背井到汇率更高的国家谋职，移工的大量涌入等，都是资本主义剥削链的一部分。
须具体行动实现财富重新分配
尽管全球政治领袖不断高谈阔论如何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但是贫富之间的鸿沟却仍然日益扩大。显然，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全球资本主义繁衍不公的事实面前，不是无能又无助，就是空口说白话。
世界各国政府高喊消除贫穷多年，但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真正消除贫穷，就必须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全世界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症结，而在过去三十年多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肆虐下更加恶化。
今天世界各地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经济蛋糕做得不够大的问题，因为做得再大的蛋糕，也就是更高的经济增长，只是让最顶层的富豪吃得更多，底层人民却愈分愈少。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更平等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金融去管制化、劫贫济富的消费税、公共服务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的“紧缩政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都只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其结果是富豪财团袋袋平安，底层人民生活难堪。
若要改变这个社会不平等的趋势，世界各国政府起码要做的，有以下几点：
1． 积极打击逃税，通过跨国合作关闭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
2． 向富豪增税，向金融交易征收更高的税务以打击投机炒卖活动。
3． 提高底层打工者的工资。
4． 投入更多资金在改善公共服务上，为普罗人民提供高素质的医疗、教育、住房、公共交通等基本设施。
当然，很多时候单一国家政府要落实这些已算是温和不过的改良也不是件易事，因为肯定会遭到来自国内外富豪权贵及为他们卖命的政治精英们所阻挠。既然各国间可以签署跨国界为企业财团铲平障碍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何就不能制定跨越国界或区域性促成社会平等的合作协议？譬如，如果东盟国家签订协议，规定各成员国政府必须在未来两年内提高最低工资水平10%，那么马来西亚和越南还能为了竞相吸引外资而持续压低工资吗？
我们也不要给那些为富豪财团卖命的政治精英们寄予太多希望，以为他们会受到什么道德感召或突然间在菩提树下顿悟而实行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古往今来的社会改变，都是社会抗争的过程，都是取决于社会上的力量对比。要有一个能够促成社会平等的力量对比，我们就必须坚持由下而上的社会组织与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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