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没有了工人，投资在商品生产及服务领域上的资本家就无法获取利润；没有了工人，国家社会就不会进步。可是，我国马来西亚的工人们，他们的付出和所得是否成正比？
我国工人所获工资偏低
上个月发布的《2018年国家银行年度报告》中有一篇文章指出，从生产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来看，我国工人所获得的报酬，并没有跟他们为国家经济的付出成正比。马来西亚工人的工资，低于基准国家（如新加坡、德国、澳洲、美国、英国等）的工人，就算是排除掉生产力差异后，还是很低。此外，马来西亚的经济仍然以劳力密集为主，但是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却显得很低。
文章中提到，对工资跟生产率比例进行的分析显示，就算是考虑到各国生产力水平的差异，马来西亚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少于基准国家的工人所得。如果一名马来西亚工人生产价值1000美元的产量，该名工人只被支付340美元，而在基准国家工人生产价值同样是1000美元的产量，却可获得较高的510美元作为报酬。
尽管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即工人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过去几年来有所增加，即从2010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31.7%增加到2017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35.2%，但是比起南韩（劳动收入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44.8%）、美国（53.8%）及英国（56.5%）等国却有着一大段距离。马哈迪将近30年前提出的2020年先进国宏愿，看来还要等上多些时间。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反映着绝大部分国家收入流入资本家的口袋中，拼死拼活的工人们只能获得丁点作为报酬。别忘了，数据表面上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包括公司高层的高薪员工，所以领取最低薪的底层工人所获得的份额更少。如此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造成我国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衍生并助长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矛盾。
姗姗来迟的最低薪金制
经过民间组织与职工会多年的争取，我国政府方于2013年开始落实最低薪金制。可是，当最低薪金制一开始实行时，政府将最低薪金水平定为每月900令吉（半岛）及800令吉（东马），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工资水平。
最低薪金制的实行，无疑给最底层的工人带来了一些改变。低学历工人的实际薪金，过去数年来有所增加，主要归功于最低薪金制。一名拥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资格的工人，实际薪金从2010年的每月793令吉，增加到2018年的每月953令吉；一名只拥有初中评估测试（PMR）学历的工人，实际薪金从2010年的每月622令吉，增加到2018年的每月892令吉。但是如此低微的工资，在大城市根本就无法有尊严地生活。
自2013年最低薪金制落实以来，我国政府只进行过两次的检讨和调整，而且每次检讨和调整过程都被拖延。《2011年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法令》第25（1）条文规定，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必须在每两年至少检讨最低薪金一次。但是在现实中，政府和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却从来没有在法令所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最低薪金检讨并根据生活水平进行调整。
最低薪金的第一次调整，是于2016年7月1日，半岛最低薪金提高至每月1000令吉，东马则提高至920令吉。那次调整，足足延迟了一年半的时间。
希盟在第14届全国大选时提出的竞选宣言中，第34项承诺 “提升大多数国民的收入”主张说：“希望联盟政府将会统一半岛和沙巴及砂拉越的最低工资。在希望联盟政府第一届任期内，全国最低工资将提高至1500 令吉，并且每两年检讨1次。”换了联邦政府后，新的希盟政府还是将最低薪金的调整延迟半年落实。无论如何，希盟政府的确还算是兑现“统一半岛和沙巴及砂拉越的最低工资”之承诺，但是最新制定的最低薪金水平却令不少底层工人失望。
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曾于2018年7月提出将半岛最低薪金调升至每月1250令吉，而如果必须统一全国最低薪金，则将最低薪金定在每月1170令吉的水平。一直都反对最低薪金制的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MEF）则建议将最低薪金仅调涨50令吉，即每月1050令吉。首相办事处于2018年9月发表文告，宣布2019年1月生效的最低薪金为1050令吉，完完全全就是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所主张的数目，不多也不少。有鉴于此，如果有人骂政府对资本家唯命是从，也不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不是后来民间党团极力反对，并拉大队到国会大厦前抗议，政府也不会于2019年11月通过财政部长所公布的《2019年财政预算案》，将最低薪金再调升50令吉，也就是于2019年1月生效的每月1100令吉最低薪金。不过，每月1100令吉最低薪金，跟马来西亚职工总会（MTUC）等众多团体所要求的每月1800令吉还有一段很大距离，也没达到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较早前所建议的每月1170令吉。
下一次最低薪金的调整，如果希盟真的遵守承诺，就必须在2021年1月就完成，而希盟的第一届任期内，可能就只剩下2021年那次的调整，到时最低薪金会调涨400令吉至每月1500令吉吗？或者希盟政府准时调整最低薪金并在2023年1月之后才解散国会，那么就还有两次调整的机会，那会不会是2021年调涨200令吉，2023年再调涨200令吉，达到1500令吉的承诺指标？但问题是，到时的每月1500令吉最低薪金，是跟得上生活开销上涨的步伐？
调涨工资会影响经济吗？
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调升最低工资的说法是，最低工资提升会增加商家的成本压力，通货膨胀随之上升，工厂会倒闭，工人会失业，就只差世界还没末日！
提高工人的工资，的确会增加成本，而厂家若以相同价格出售产品的话，利润肯定会减少。不过，可能那些多年来只醉心于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似乎已忘记的一点，我们却必须记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一个最基本的关键：如果一件商品卖不出去，那么厂家不仅一分钱的利润都没有，还要亏大本！商品如何卖出去，视乎有没有市场。到底有没有市场，视乎社会普罗大众有没有购买力。社会大众有没有购买力，就看升斗小市民们的收入，包括雇主支付给工人的工资！
提高工人的工资，包括调涨最低薪金，意味着工人的购买力也随之上升。当社会普遍购买力上升，厂家所生产的货品自然就能够卖出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不增加商品的价格，厂家的利润也会因为售出更多商品而水涨船高。当商品的销量增加，因涨工资而带来的成本压力也会随之抵消，所以不会造成商品价格上涨，除非是无良商家贪得无厌。况且，薄利多销也是让厂家赚大钱的方法；反而“一本万利”的经营，更容易让市场萎缩，加速经济危机的循环。
当前市场萎靡不振的主要因素，是普罗人民可花费的收入非常低。除了普罗人民愈来愈被房贷、车贷等绑架了大部分的每月收入，工资低也是造成购买力不足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低工资导致的社会普遍收入低靡，衍生消费不足、厂家生产过剩的问题，从而引发经济不景气，所以厂家才要裁员并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因此，不是工人的工资高导致经济萧条，反而是最低薪金太低或完全没有最低薪金保障，才会造成更严重的失业问题。
如果一个厂家支付工人非常低的工资，以至其工人连自己工厂生产的商品都买不起，又怎么能 期待赚取更多利润并扩充业务？若工资一直被压低，那么普遍劳动人民也就继续买不起他们劳力生产出来的商品，而市场也会跟着萎缩，厂家商家也别妄想可以继续生意兴隆了。
简而言之，不从是否有给予工人合理且有尊严工资的角度去看，就只是纯粹的经济考量，提高最低工资有助于改善市场需求并刺激经济成长。工厂——尤其是为本地市场生产物品的工厂，不会因为工人的工资上涨而倒闭，反而是生意会愈来愈好。
只要工人们的工资不被偿还债务（如房贷、车贷、学贷，或者是支付保险费）占去大部分，那么他们手上就有更多可花费的收入，去为地方上小商家（如饮食业者、小商铺、路边摊小贩等）带来生意。地方上小商家的生意因最低工资调升也有所提升，也将意味着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因此，提高最低工资非但不会增加失业率，反而会制造就业机会。
先提高生产力再说？
我们经常听到资方在最低薪金课题上“讨价还价”的另一个说法是：员工必须先提高生产力，再来谈提高最低薪金。首相马哈迪一直以来都立场坚定地说，工人的薪金涨幅必须与生产力的提升“相符”。不过，问题是：马来西亚工人的生产力，真的低落到最底层的工人不配有尊严维持生活的工资？
《2018年国家银行年度报告》已经很清楚地否定了马来西亚工人薪金的水平跟生产力不“相符”的观点。与此相反，马来西亚工人的薪金，实际上追不上本身生产力的提升。
一直以来对外资呵护有加的马来西亚政府，太过跟随全球资本势力所使用的计算生产力方法。如果我们用马来西亚和美国生产电子芯片为例子，从马来西亚槟城工厂生产出来的电子芯片价格，是美国加州工厂成产出来的同类型电子芯片的五分之一。如果根据流行的计算方法，加州工人的“生产力”，是马来西亚工人的五倍！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产量，加州工人的生产力如何会变成马来西亚工人的五倍？这是过去多年来所谓“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大集团垄断地位所造成的国际不平等。跨国大集团将生产过程外包给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承包公司，并利用其垄断经济的优势去压低外包公司所聘请的工人的工资。发展中国家工人的“生产力低”，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工人不够努力工作，而是支付予他们的工资被压低以为跨国集团生产更低廉成本的商品。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生产力，而是全球跨国大财团的资本霸权势力愈来愈向上集中。我国政府不敢挑战不公的全球经济秩序，所以只敢向工人的“生产力”开刀。
过去多年来出口导向的经济，在我国投资的厂家只专注生产出口国外的商品，而不曾重视工资作为社会大众购买力的基础，因此也忽视了本地内需市场的发展。马来西亚目前的人口有3240万，比澳洲的2460万人口还要多。理应马来西亚的市场比澳洲还要大，为何事实却是相反？问题症结就在于工资水平。澳洲的联邦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8.93澳元（约马币55.05令吉），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却只有每小时5.29令吉。澳洲的最低工资是马来西亚的10倍！就算是考虑到澳洲的物价水平，澳洲工人的工资还是马来西亚工人的数倍。难道澳洲最低薪工人的生产力，是马来西亚最底层工人的数倍？又或者是那些拿着工作假期签证到澳洲打工的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在澳洲的生产力会比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生产力突然间倍增？
马来西亚工人被认为“生产力低”，并不是因为“懒惰”或“不熟练”，而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不断压低我国工人的工资，再加上我国政府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去挑战并纠正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非熟练工人”和“非生产劳动”就可以支付更低薪？
在任何一家从事生产商品的公司或工厂，雇主会聘请两种劳动力：为雇主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如生产线上的操作员），以及没有为雇主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非生产劳动”（如清洁工、保安人员等）。
被认为“技术含量”较低的“非生产劳动”，通常都被支付最低的工资。在我国还未落实最低薪金制前，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所获工资少得可怜，他们可算是最低薪金制的“最大获益者”，因为他们的工资在最低薪金制落实后有着明显的增加。但是，就算工资增加，最低薪金的水平却仍然无法让他们过着安乐稳定的生活。
一个由私人承包商聘请的学校清洁工，一星期工作六天没加班，法定最低薪金多少就是其月入，不多也不少。月入1100令吉可会过得好？保安人员的基薪一般也是以最低薪金水平计算，不过每天都要加班4小时，好些还是一星期七天无休，如果雇主老老实实计算薪水，他们的每月工资可以超过2000令吉，但是过劳的保安人员却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
雇主们大多认为保安、清洁等属于“非生产劳动”的工作且“技术含量”又低，所以支付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最低的薪金。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工作不重要或者跟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无关？如果这些工作不重要，请他们来工作是为何？雇主们可以自己亲自义务地来做这些不重要也不需要太多技能的工作吗？事实上，清洁、保安等“非生产劳动”在协助厂家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可或却，也是让社会顺利运作的重要一环，是不能没人做的工作，所以支付给从事这些工作之工人的工资，怎么能够少到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
可以不提高最低薪金吗？
最低薪金制是工人的安全网，最低薪金水平理应让最底层工人可以维持日常所需并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当生活水平和日常开销上涨时，最低薪金也必须调涨。不过，提高最低薪金不是减轻工人生活负担的唯一方法，只要我们有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工人为雇用他们的资本家打拼，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为社会生产财富。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价值，一部分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作为报酬，而另一部分则归资本家所有，也就是所谓的利润。当作为资本家所得利润的那一部分价值愈多，工人的报酬相对减少时，贫富之间的差距也随之拉阔。
不过，过去百多年来世界各地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除了为工人争取到提升工资、减少工时等工作条件的改善，也促成政府向资本家的财富征税，以便利用从征税所得的政府收入去为普罗人民提供社会服务（如水电供应、医疗保健、社会住房、公共交通、教育等）。政府用公帑为民众提供的便利设施，其实是一种由政府通过向资本财团征收累进税后间接补偿回给工人的“社会工资”。
当普罗大众，包括工人们，都能够享有更多廉价甚至免费的社会便利设施，那么他们就不会担心薪金是否足够，不提高最低薪金也不会给工人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影响。因此，如果政府不愿提高最低薪金的话，我们应该质问政府：是否已经增加社会开支以提供更多收费低廉甚至免费的公共便利设施（如免费医疗、高效公共交通、完善的社会住房等）给人民，并在政策上有效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减轻生活负担，提升生活素质
将最低薪金提高到让最底层工人享有较为舒适且有尊严生活的水平，将大大减轻工人们的财务负担。若有个合理的最低薪金水平，工人们就不必因为基薪太低而被迫不断加班，这将会让他们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休息、陪伴家人或者是自我提升。得到充分休息且有更多时间自我提升的工人，无疑就是在提升生产力。这难道不是雇主们要的吗？
提高工资至合理维持生活的水平，将保障有尊严的生活，并提升生活素质。最底层工人生活素质的提升，是社会永续进步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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