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个月来,香港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群众抗争浪潮,引起全球瞩目。《社会主义报》尝试访问当地的社运人士,希望让大家可以从主流媒体以外的视角窥探香港的这场政治危机及群众抗争。
《社》:《社会主义报》
区:区龙宇,香港左翼作家,他最近期的著作是《强国危机: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兴衰》,先后有英文、法文、日文和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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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最近这场运动对香港的政治力量对比是否有起着任何影响?
区:这场运动的主要构成:一个是千禧世代及其最激进一翼;另一个则是以民阵为代表的泛民政党(包括边沿的右翼本土派和自决派)和社会团体。无疑前者才是运动的带领者。是他们的坚不妥协,才令运动走向高潮并最终迫使特首林郑月娥先是暂缓继而撤回送中条例。不过,也不能抹煞后者作用。他们早在今年3月已经开始反对政府的提案,几个月下来一直在推,而当时“勇武派”还未出现。然后,民阵举行的6.9和6.16百万人大游行,客观上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同时,两者的“不割席”,才使反送中运动具有真正的全民性,这点是连伞运也做不到的。这两个巨流的合流,才足以撼动林郑的送中条例,且在其稍作妥协后,仍足以支撑运动继续发酵,以至于今。
不过,再讲到今后动向,无疑千禧世代更为关键。在香港的头150年历史,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在往后的20年,则是中共殖民地。中共与香港的关系,是一种内部殖民主义,它继承英国那种核心与边陲的关系,通过政治控制,来服务于宗主国/北京的经济目标,所以两者都绝对不容许香港这个经济城市(这本来就是殖民主义编派给它的义务),变成政治城市,所以绝对不让其居民真正自治。泛民一代愿意等待中共兑现承诺,但到了千禧世代出现,香港人已经等了四十年。千禧世代这时就出来说:“你根本骗人,我们不会再等了!”中共只知道咒骂反送中的青年搞港独,却不知道正正是自己过桥抽板、撕毁香港自治权的承诺,加快直接控制,才导致青年一代绝地反抗。本来,“共御外侮”是打造归属感、认同感甚至民族感情的催化剂,这是世界性的。香港也不例外。所以今后任何面向黄丝群众的政治人物,都几乎不可能不在“香港人”身份之下工作。这种身份首先代表香港人渴望作主,不再俯仰由人。那首“香港之歌”(编按:即网民创作的《愿荣光归香港》)正可作为这种感情的代表。
(编按:黄丝泛指香港民主派或主张真普选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蓝丝则指建制派支持者。)
但我对于那种把“香港人身份”说成是香港民族主义,有点不同意见。当然现在使用这个字眼的人,未必遵从比较严谨的定义,而是顺手拈来。但我认为还是严谨地讨论,较有分析价值。你最多可以说现在很多黄丝群众都有了一种香港归属感甚至香港民族情怀,但那不等于“民族主义”。把“民族身份”视为凌驾一切的价值,那才是民族主义。但现在黄丝群众,甚至一些千禧世代,其实也不是非要香港独立不可,遑论成为民族主义者。对他们而言,港独是愿望,但也多少知道这是“发梦”的一部分。所以今天运动的宗旨,仍然限于五大诉求,如果游行中有人高举港独旗号或者喊相关口号,是会被人制止的。成年人都知道港独没有太大操作性(大概只有当北京政府被美帝打败才可以想象)。而激进青年为求联合百万黄丝群众,也愿意妥协,一起要求高度自治而已,或者,最多也只是要求自决——广义的命运自决——而不是独立,更不是不顾一切追求独立。
这无论如何是香港人的思想与主体性飞跃。这种要求自主精神将会定义今后的黄丝群众运动。所以,这次运动虽然被称为“反送中运动”,但事实上运动已经远远超越反送中了。从今后的影响来看,这次运动可以称为“千禧代自决运动”,以区别于过往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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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这场运动对香港普通市民和民间社会有什么影响?
区:“千禧代自决运动”的一个贡献正是把普通市民大大政治化,连蓝丝群众在内。由于殖民主义从来都不想被殖民者关心政治,永远安心做臣民,所以才会有选举的时候,还会出现政客以“不讲政治,只做实事”为口号。选举本身就必然是政治的。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潜台词其实是要大家只需关心“揾食”(编按:即“谋生”或“讨生计”),政治就留给统治者。这的确迎合了不少华人中下层市民的卑微心理:维持社会秩序,让他们安心揾食。这也是现在蓝丝群众的思想基础。事实上,从前大部分市民都这样想。这是长达二千年的绝对专制主义、再加上长达170年的殖民历史的其中一个结果。香港民主运动开始普及,历史其实很短,主要是八九民运所刺激而生。但1991年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在选举中赢得最多议席,之后要求殖民政府让他们加入内阁,首先却是被市民骂:选你出来只是要你监督一下政府,不是要你成为政府一员。很多有民主愿望的市民,其实还保留许多臣民心理。所以,九七年能够那么平稳地过渡到中共统治。但2003年政府要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安全)立法,才刺激了港人的保卫自治权的强大心理,才会有50万人上街。中共虽然撤回方案,但是继续用各种方式收缩自治权,例如实行所谓“国民教育”,或者推行以普通话为教学媒介。而年轻一代因为较为敏感,所以也不断反抗,一直发展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现在看来,伞运正是2019《千禧代自决运动》的预演。而6.16二百万人上街,可以看到这次运动的确具备全民性。这是继台湾民主化之后,第二个原属中国的华人地区出现那么强大的民主运动。普通黄丝群众,还逐步从消极同情少数激进青年使用武力对抗警察,发展为积极同情和支持。这是群众自己吸收了几十年的教训和经验之后的一次大爆发。有了这个爆发,我们的公民社会才有了一个2.0的加强版。之前香港公民社会一点都不强大。香港的确有很多政党、工会、志愿团体等等,但绝大部分都是靠全职人员支撑,而成员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往往只是纸面上。最初在伞运,然后在这次反送中运动,才看到群众性的自发行动和强烈的志愿工作。这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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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这场运动参与者当中的阶级力量构成是如何?跟香港之前的民主运动,有什么分别?
区:这次运动可说是扣除上层资产者及财阀之外的全民运动,包括了小资、中产阶层、劳动阶层以及青年学生。但讲到带头,当然首推青年和学生。我说青年和学生,因为有些勇武派或其积极支持者,虽然年轻,却不一定是学生,而是已经工作。青年和学生偏好无政府式的运动模式——无领导、无组织、强调自发性、高度机动性,这些都有普遍性,并非香港独有。不过这种模式不适合打工族。勇武派不久就知道,没有打工族出手,单靠自己很难成功,所以这次比较伞运更为着紧发动罢工和罢市。
1967年港共的政治罢工之后,第一次再有人号召政治罢工,是1989年六四后支联会号召6月7日进行三罢。然而,它却在所谓中共特务搞破坏的恐惧下忽然取消大游行,无形中也取消了三罢。这也预先决定了工运始终只是尾随中产泛民政党,无法有自己的独立政治声音。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伞运中工会号召罢工,结果也不成功。在反送中运动,6月12日工会曾号召罢工并举行罢工集会,不过也没有什么回响。随后两个月运动逐渐进入高潮,香港才终于自1967年以来,第一次发生了政治罢工,形成了激进青年/学生、工会、普通打工族三方面实际上的联盟。大概有几十万人因为主动或者被动而同情地配合(因为交通半瘫痪),而实际没有上班。航空业因为国泰空服员工会有一半成员罢工,更因此大半瘫痪。正是这次政治罢工,把运动推送到一个新高潮。不过在国泰资方反击之后,9月2、3号的罢工并不成功。然而,8.5的成功罢工已经锻炼了这一代的青年和打工族,他们已经初尝作为劳动者的集体力量。
不过工运政治化的前途还是艰难的。有不少外国左翼朋友询问:五大诉求都没有一条讲到分配正义,难道香港贫困已经解决了吗?当然没有,相反在恶化。不过,香港工运虽然有议员、有政党,却从来不曾争取过制定政治议程的主动性,所以从未在政治民主运动提出过劳动者纲领。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不全是工运团体的错。香港打工族本身太受所谓自由市场、“贫富责在个人”等等意识形态的洗脑,所以的确缺乏阶级意识。最近有过调查,显示一般市民都很关注当前的政治争议,却不大注意社会福利是否足够。同时,一些倾左青年朋友尝试在连登提出第六项诉求的讨论,要求关注财团垄断民生,却一点反应和讨论都没有。工运政治化,还是一条漫长的路。不过,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次运动多少带来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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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能否拿现在这场运动跟六七暴动时的抗争作比较?
区:论武力激烈程度,现在还远不及六七。当年港共在全港布置炸弹。现在最多只是在示威中向警察扔汽油弹。前者误伤无辜颇多,后者则少很多,且杀伤力不可同日而语。但更重要的差别是政治上。六七是北京的政治斗争的延续,而不是香港本地的内部阶级矛盾激烈化的结果。六七的起点是人造胶花厂的罢工。但六七的整个运动,却称为“反英抗暴”。为何一个小小工厂的罢工事件,会发展成针对殖民政府的武装斗争?现在港共提到六七,总爱讲殖民政府很坏导致运动升级。这不是事实。六四镇压后一些原港共阵营的个别高层,例如金尧如,很详细地交代过实情,那就是在文革高峰,新华社高层为了讨好四人帮,而利用一次小工潮,在香港搞一次政治暴动。那是大陆文革在香港的延申。当时香港下层市民的确对于殖民政府没有什么好感,但当时阶级矛盾也没有激烈化的迹象。所以当时形势根本不容许出现广泛的工人政治反抗。港共人工制造一次群众政治抗争,结果在断送自己的群众基础之余,也令普通市民对于港共从此避之则吉。
而这次反送中运动,则是本地的阶级矛盾激烈化的结果,即中共在港代理人集团,与大部分市民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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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我们看到反修例运动中总会出现一些相当右翼的图腾,如有些示威者会挥舞港英旗、英国旗或美国旗,有的甚至打出要美国干预的标语。你是如何看待这些?是否是示威者当中有着极右意识形态的倾向?如果有,这股力量的影响有多大?而且,有人指控说美国帝国主义是这场抗议运动的幕后主使。你对这有什么看法?
区: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可以分开几个层次来谈。大家都知道,在当前运动中,举起美国旗帜的人,虽然增多了,但毕竟同上百万人的运动来说,只是很少数。问题当然还可以问下去,为何旁观的群众不加干涉。不加干涉是因为大部分的确并不觉得需要特别去反对——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嘛。这是许多人的很务实的看法。但这同积极支持还是有分别的。
其次,香港人一般对于国旗国徽并不敏感。现在则只是对中共的才敏感。香港人的经历,和世界上的前殖民地有许多不同。战后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本地产生的反殖运动。港共在1967年有过反殖,不过失败之后,又迅速回到“长期利用”的香港政策,与英国合作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 1970年代开始出现我们这一类的青年左翼,对于港共配合英国统治非常反感,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反资、反殖、反官僚”。不过当时新一代左翼非常小,毫无影响。当时港人普遍是政治冷感。他们对于殖民地臣民的地位无奈接受,不再思考。缺乏反殖经验使一般港人对于代表国族身份的国旗很不敏感,不像外国那样。此外,不敏感也是因为出于无知,并不了解国族旗帜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含义,除了五星旗。
第三,的确要承认,一般港人是亲近西方的。这毫不奇怪。这就是西方的软实力嘛。 1950年代以来,大家都爱看欧美日的电影,尤其文革以来,更是如此,有多少人爱看大陆电影?港共及外围的所谓爱国电影公司,的确在文革前拍了比较受下层民众欢迎的电影,但是文革一到,连自己最后一点软实力都自行砸掉。七十年代之后所谓爱国电影全线消失。这个现象背后,便是中共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并变质为恶质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中共高层也一样变成非常亲西方,所以都把子女送往欧美去念书,自己也拼命往欧美走资。今天大陆愤青不知道他们的最高领导的臭史,才会盲目拥护他们的所谓爱国主义。香港人冷眼旁观大陆70年,很难不令他们亲西方而远北京。不承认这点就是拒绝承认事实。
最后,所谓外国势力。北京继续是“警惕外国势力”天天讲,日日讲。但北京自己并非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的,只是高度选择性。北京深懂外国势力的好处,所以懂得拉拢像北韩等专制国家来为自己打气打气。他们也不会介意香港警察内的英国籍警官狠狠殴打香港的华人示威者。为何香港还有几百个英国籍警察?这要回到根本,回到邓小平和基本法。一国两制本身正是邓小平和外国势力妥协的东西。中共要摆脱一穷二白,更要走资自肥,那就一定要与英美妥协。邓与敌同眠,生下了基本法这个宝贝胎儿。基本法首先保障的,正是英美在港利益:不论是继续使用英文为官方语言,还是继续使用普通法,还是容许香港法庭聘请外国法官,还是容许港人拿英国护照,还是101条规定外籍人士可以继续担任公务员或者顾问、实际等同承诺不会对原有公务员进行清洗,才会有事情的另一面,即容许英籍警察继续“打我们中国人”。北京所允诺的一国两制,根本就是让外国势力充盈于此地,让英国和美国继续保持强大影响力,包括对于泛民政党、媒体及专业中产的影响。这是北京正式许诺给欧美的历史特权。大家不要只看大陆文宣,更要看到中共的利益实质,就是他们依靠外国势力,才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并因此发了大财。现在习近平以为中国强大了,可以过桥抽板了,可以抛弃邓小平路线了,于是搞什么送中条例,提前而全面直接控制香港。但中共撕破对欧美的承诺,而同时希望对方不报复,那不是太愚蠢了吗?
从左翼角度看,我们从头起就不支持中共走资本主义。劳动者的历史利益就是突破资本主义,建设平等社会,而所谓平等,首先指国家机器和资本逻辑都逐步消亡而非加强。但左翼也不应该是空想家。左翼应该首先是现实的抗争者。面对中美争霸,我们固然两边都不支持。但具体放到香港处境来说,中共的确连英国殖民政府都不如。我不是恋殖者,相反我从少年时代都一直反殖。但至少英国不会迫使我们唱他们的国歌,更不用说什么立法(编按:即《国歌法》)。而中共就是要这样做,而且这个辣招不过是无数更毒辣的政策的小部分。这又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不拥护自由资本主义。但中共的资本主义的确在程度上更加坏。我将之称为官僚资本主义,它把社会上两个最重大权力,即国家的强制力和资本无限积累的力量,都合并和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极权主义”这个词语赋予新的更为可怕的生命。这种极权主义比较自由资本主义更加丑恶。尤其是我们现在身处香港,当然首先用九分力量去反对中共,包括懂得策略地利用国际地缘政治。这当然不等于我们要赞成那种幻想,以为美国政府真是民主旗手。现在香港的亲美力量正在推动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我不久前在明报的文章,已经指出过这个法案的缺点,就是把香港人权捆绑于美国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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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这次香港的政治危机对地域政治有什么影响?
区:最主要就是对大陆民众的影响。大家从媒体都知道,中共在大陆的选择性新闻封锁和造谣,已经煽动起不少民众对香港人的反感。但事情总有两面——你煽动过了头,就可能收拾不了局面。当林郑宣布撤回方案的时候,官方便显得尴尬,只好低调处理。但仍然有人质疑“为何要对恐怖分子让步”,“怎样对得起止暴制乱的香港警察”等等。难怪现在官方不再像之前的反日运动那样暗中组织人去游行示威,而是停留于媒体心战。它今天是政治上虚弱到这种程度:它既要煽动狭隘民族主义,又要提防后者出轨。
有更多人并不支持官方,而是明哲保身,保持沉默。然后再有个别大陆民主人士,即使面对沉重代价,仍然公开支持香港的运动。
今后对于香港人最为关键的战略性选择,就是究竟是去争取大陆人民做为盟友,共同争取大陆和香港的民主;还是坚守河水不犯井水的所谓戒律,或更坏的,是采纳右派本土的立场,攻击所有中国人都是“蝗虫”,都反对民主。选择前者,便是康庄大道,选择后者,便是自寻死路。回头看今次运动,它的特点就是任何政党都没有起任何领导作用;运动的走向几乎都是没有很多政治经历和背景的群众自发而成。而从他们的实际活动看,上述两种倾向都隐然存在。运动曾经出现过一次大游行,去争取大陆旅客了解香港人这次运动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地区性活动是多少针对大陆水货客,当中便多少有点歧视性语言。左翼的任务就是去鼓励进步的倾向,同时抵制各种坏倾向。站在运动旁边指手画脚是最无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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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经过三个月的群众示威与起义,香港特首林郑虽已正式宣布撤回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但看来这仍无助于缓和香港的局势,因为还有其他重要的诉求仍未落实,尤其是双普选。你认为整个运动现在处于什么状态?这运动接下来将如何发展?
区:反送中运动从诞生到现在,有两个组成部分:黄丝群众与激进青年。后者担任行动先锋,而前者则做后卫。两者趋同,则走向高潮;反之则走向低潮。六月以来,是逐渐趋同。而从八月底开始,运动似乎在跨过另一道坎,即是连普通市民也同情激进青年武力抵抗警察。如果有一天连普通市民也参与实际武力抵抗,那么,便可能出现“统治者再无法按原貌统治下去,而人民也无法继续忍受这个政府”的革命形势了。但现在还看不到民众有跨过这道坎的决心,因为要完全闯过去,要准备付出的代价会大很多很多,而有多少群众承受得起,尚属未知。其次,虽然8.5的政治罢工初步成功,但从9.2/3的不成功,也可以看到,工运要继续走向高潮非常不容易。这样,运动便处于瓶颈,虽然还没有消退,但也无法升级。而无法升级,就更加难以获得其余四个诉求。因为今天北京绝不轻易让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勇武派继续提升武力对抗,就有孤军深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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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你对这场运动接下来的期望是什么?
区:我觉得目前运动应该看到,难以升级本身是因为运动存在的固有不足。其实,就算能够升级,发展为革命,在一个城市之内,其实也很快被中共压碎。在中国大陆没有政治性突破的情况下,香港一市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也正因为这是明摆着,所以要成年人和打工族现在不顾一切就去推翻特区政府,恐怕也是不大现实。我们最好放弃什么“最后决战”的思维,明确民主斗争的长期性,从现在起转入长期抗战,保留实力并且强化协调和组织,尤其明确运动的战略部署是什么——是联合大陆民运,还是搞一个以深圳河为界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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