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经济萧条与资本主义

 稿于2020年4月14日


在中国中部的江汉平原上，长江的滔滔江水奔流过这么一个地方：位于长江西北岸的汉阳县，流传着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这里曾经是工业重镇，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时期是“汉阳造”步枪的生产地；同样位于长江西北岸、汉阳县北上一点的汉口，是个商业集中地，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曾在此设立租界，民国时期有“东方芝加哥”之称，曾是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现场，那场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镇压，在汉口活动的林祥谦、施洋等工运人士遭到杀害；隔着长江的对岸，位于宽阔江水东南岸的武昌，则是政治中心，百年前更是处于时代剧变的风眼，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之爆发点。汉阳、汉口及武昌，组成了所谓的“武汉三镇”。1926年11月，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攻下原本由北洋军阀控制的武汉三镇，将三镇合并成一个城市。1927年，国民党“左派”将国民政府迁至武汉，让这座城市当了六个月的中华民国首都，跟蒋介石另组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8年，为期四个月半的武汉会战，死伤人员数十万计。1967年文革高潮时期，武汉街头成为造反派“工总”与“百万雄师”发生激烈流血冲突的战场......

 历史上曾处于战乱、动荡与革命中心的武汉，在迎来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之际，则成为了席卷中国甚至全球的传染病大流行爆发地。2020年由武汉开始爆发的“病毒革命”，已为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当今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老牌的帝国、早已没落的帝国还是新兴强国，都无法幸免。封城、隔离、限制行动、禁止聚会、社交疏远，已经变成不少地方的“新常态”。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形态出现了显著变化，而好些底层人民的情况更是愈加恶化。世界因一场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大流行，再次处于历史的转捩点。

这场“病毒革命”——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又称“武汉肺炎”）的肆虐，在全球范围牵引出更深重的危机。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固然是带来了威胁无数人民生命健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但是真正造成全球灾难的，是资本主义。或者更直接一点，资本主义就是灾难。

为资本主义掀开序幕的瘟疫

1545-1548年间，地处当今墨西哥境内的西班牙殖民地——“新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发烧溢血的流行病，当地阿兹特克原住民称之为Cocoliztli（也就是“瘟疫”的意思）,夺走了500万至1500万当地人的性命，相等于这个地区的80%人口。约30年后，同样的瘟疫再次降临墨西哥，夺走另外200多万当地原住民的性命。这场墨西哥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疫情，是欧洲帝国主义殖民美洲这块“新大陆”过程中带给当地许多瘟疫的一部分。

引发Cocoliztli的病原体，可能就是由欧洲殖民者从欧洲“旧大陆”带到美洲“新大陆”的。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不仅无数人因反抗欧洲殖民者入侵而遭残酷杀害，还要被殖民者带来的病菌所蹂躏。除了Cocoliztli，欧洲殖民者还给美洲大陆引进了天花、伤寒、疟疾及流感等传染病。

欧洲列强势力殖民美洲，是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原始积累的一部分，为不久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茁壮成长”奠下了基础。资本主义的确立，以及奉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国之“崛起”，跟欧洲殖民者用野蛮残暴手段压迫“新大陆”原住民、贩卖非洲黑奴及大肆剥削殖民地天然资源以用作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原料等行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夺走成千上万原住民及被贩卖人口性命的疾病，跟这些惨无人道的行径，一起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掀开序幕！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渗着致病菌”

 人类生活的地球表面上，有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无论是在空气中、土壤里、其他生物身上或者是人体内。微生物的种类有几种，那就是病毒、细菌、真菌、原虫及微藻等。有些微生物可以致病，被称为致病菌或病原体。并非所有存在于大自然中的微生物可以致病，只有极少数的微生物可以导致人类生病。人类生病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感染了致病菌。

流行病的爆发，跟人类与大自然的“互动”有着紧密关系。疾病，很多时候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产物。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导致各种致病菌进入人类社会生活圈，感染人类并演变成流行病，甚至是夺走人命。尤其是人类对大自然进行大肆破坏的“开发”或经济活动，如过度砍伐森林、破坏自然生态，以及污染环境的经济生产（如工厂化农业、有毒工业等），让人类社会更加暴露在感染疾病的更大风险中。而传染病在人类社会中的扩散，则关系到人类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行动或迁徙。

人类文明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于十四世纪席卷欧亚大陆的“黑死病”，估计造成至少7500万人死于疾病。这场瘟疫的发生与恶化，是结合了多个条件，包括了蒙古帝国于十三世纪大规模西征所带来的战乱和饥荒，以及当时的气候变化。蒙古铁蹄侵略西方的军事征伐以及亚洲商贾的移动，将亚洲地区因战乱导致饥荒而衍生的腺鼠疫，逐渐带到了中东与欧洲地区。

人员的移动或殖民者的入侵，将致命的疾病带给地方上的居民，同时外来者或殖民者也会感染上其所到之处的地方上疾病。例如，荷兰殖民者于1928年在新几内亚岛的东南部（今西巴布亚）沿岸设立了一个叫做Fort du Bus的据点，但是数年后就被迫放弃这个据点，其原因除了遭到当地原住民部落为反抗殖民者入侵而持续进行的攻击，还包括了许多驻扎在那里的荷兰人感染上疟疾。

无论如何，当疾病在某个地方爆发时，最深受打击的，还是无权无势的底层人民，无论是遭到“文明”殖民者入侵其土地的原住民族，还是被殖民主义势力从别的国家引进到其殖民地的外来劳工。疾病，可说是当今世上“发达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副产品”。

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早期，在美洲大陆的欧洲殖民者最初是强迫当地的原住民当劳工，去开发这块殖民者眼中的“新大陆”（原住民眼中古老的家园）上的土地及资源，以为来自欧洲的资本家带来丰厚的利润。不过，当许多被奴役的美洲原住民因过劳而死并导致劳动力不足时，欧洲殖民者也开始从非洲大陆引进更多奴隶到美洲。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数以千万计的非洲奴隶被奴隶贩子卖到大西洋的另一端，估计这期间有120万至240万非洲奴隶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路上死于疾病，另外约500万非洲奴隶则因痢疾等疾病死在加勒比海地区岛上的中转营地。

几乎近似的，当欧洲殖民势力扩张到马来群岛时，也大量从中国、印度等地引进苦力，以便让来自殖民帝国的投资者可以搜刮这里的土地资源。从中国南来的华族劳工，不少死在航行途中，到了马来亚后又因“水土不服”而染上的种种疾病或操劳过度而死亡。

马克思曾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如此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以再补上一句：“还渗着种种致病菌！”

过去三四十年间在“全球化”的旗帜下，全球经济已经走上一体化之路。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支配下，不仅商品在全球各地的流通愈来愈广，而人们的移动也日益频繁。无论是为了挣取更高收入以摆脱贫困而飘洋过海到异地打工的移徙劳工，还是因交通网络日益发达而带来更多的中产阶级游客，人类移动与迁徙可说是创下高峰。日益方便且覆盖广泛的交通网络，无论是航空系统还是陆路交通网，人类在地球表面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比以前更加方便了，但与此同时也让流行病的扩散变得更加容易且快速。2020年席卷全球的冠状病毒病，能够如此快速扩散，其中一个因素是交通网络发达所带来的更频密的人员流动。很多国家政府在疫情初期没有当机立断中止旅客进出国门，其中的考量就是人员流动的中断也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干扰，但是当疫情趋向失控后还是不得不阻断国际间的人员流动。

人员流动愈来愈方便，只是增加病毒传播的速度及几率，还有其它关系到社会结构的因素让疫情恶化。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天灾，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气候变化又跟人类破坏自然生态有关。而因争权夺利而爆发的战争，也会让疫情难以在战乱地区受到控制，进而让饱受战祸蹂躏的平民还要再被病魔折腾。此外，过去三十年间在“全球化”幌子背后运作无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了不少国家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并且不断将公共服务和公共资产私有化，严重削弱了普罗人民的权益保障，包括医疗保健。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包括公共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所进行的攻击与侵蚀，导致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医药科技已经比从前任何一个时代发达，但是流行病来袭之际还是让不少人民无法享有他们所应得的医药护理。

战争与瘟疫：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送给现代世界的“大礼”

1918年流感大流行（又称“西班牙流感”，但西班牙并非这场大流行的爆发地，也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只是因当时西班牙在一战中采中立国立场，其媒体较少战时审查，而得以更广泛报导疫情，包括其国王也染病），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流感病毒感染大流行，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十四世纪的黑死病瘟疫。这场由H1N1甲型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疫情，估计在全球范围感染逾5亿人口（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造成约5000万人死亡。1918年流感爆发的时候，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帝国主义势力为了国际权力及经济利益重新洗牌而引发的战争。

关于1918年流感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个较流行的说法是起源于美国堪萨斯州。另有一个有加拿大历史学者 马克.汉弗莱斯（Mark Humphries）所提出的看法，认为被协约国带去欧洲战场英国和法国军队前线工作的9万6千名中国劳工，可能是1918年流感的最初感染源。无论1918年流感起源于哪里，一战时期多国兵员的大规模移动，增加了病毒扩散的几率，而让疫情恶化。再加上战场上士兵和战地居民因缺乏营养食物而身体抵抗力衰弱，以及持续战斗所带来的精神压力，甚至是化学武器的使用，都让流感病毒更容易传播及增加死亡率。

一战是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为争夺殖民地、扩大各自政治经济影响力及掌握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原料之控制权等因素所引发。一战造成逾2000万人直接因战事而死亡，因受战争影响而恶化的流感死亡人数却更高。资本主义危机并没有因一战的结束而消失，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竞争仍然持续，甚至还繁衍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思想，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最后更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于医药科技的发展及军人开始注射疫苗，二战时期不再爆发如1918年流感那样的严重大流行。不过，仍然有流行病因战乱而在不同地方爆发的情况。许多人在二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中因患上伤寒症而死亡。就算是死于疾病的人数比1918年少了，但是二战所带来的实际伤亡及破坏，已远远超越一战。

繁衍战争与疾病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瘟疫，而且分分钟比瘟疫还要危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新病毒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罗伯.华莱士（Rob Wallace）在他的著作《大农场制造大流感》（Big Farms Make Big Flu）中，探讨了流感病毒及其它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出现，跟跨国企业所控制的工厂化农业或农业综合企业的关系。华莱士认为，工厂化的现代养殖业，在散播如H1N1等致命流感病毒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华莱士在一个访谈中这么说：“大企业经常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其它方面的解释上。就像发生诸如2015年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爆发的H5N2禽流感时那样。他们责怪中国人，或责怪小农，甚至是他们自己所聘用的合约农工也被指责触犯公司准则，但是它们在做的其实是回避这样的事实：其经济模式本身才是促成致命病原体演化及散播的根源。”

这里所指的经济模式，就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模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资本或财团企业利润最大化以让资本得以不断积累的逻辑上。建基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上的农业，已经不是最初满足人类社会粮食需求的农业，而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运作。为了增加“成本效益”，我们所吃到的食物，尤其是肉类，日益集中在大规模生产的单位中，就是所谓的工厂化。

众所周知，感染人类的流感病毒大多源自其它动物，如鸡和猪，所以才会有“禽流感”及“猪流感”之类的称号。但是，如果没有养殖业上的结构变化而促成的流感病毒演化，跨物种的传染也不会轻易发生。养殖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的重组，主要是从家庭农场或乡区小农的小规模畜牧或养殖转型成企业农场的大规模养殖——大量被饲养的鸡鸭牛羊被困在拥挤的空间里，被迫在短短数个月时间内快速生长成熟，然后被屠杀、加工，并通过日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运送到世界各地出售。在狭小密集空间内共处待宰杀的禽畜，成为病原体入侵的温床，而若面对感染它们的病原体时免疫的“防火墙”被突破，可快速交叉感染，并且让病毒随之进化，更会进一步“跳跃”到人类身上。尽管工厂化农场比起传统农村的小规模养殖可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大量的肉类食品，但是这种产业已经不是“养殖”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流水线式的“制造”肉类商品（就如生产商品的制造业工厂那样），而其“副产品”则是流行病病毒。

致命的伊波拉病毒，也跟利润高于一切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西非森林地带被大规模开发成为大片的油棕种植园，破坏了携带伊波拉病毒的蝙蝠生态，导致该致命病毒迁移并最终传入人类社区。

至于2020年肆虐的冠状病毒病，大多数人都认为跟吃野味离不开关系，而有出售野味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最早被发现感染群的地点。病毒可能就是在市场上不同物种牲畜密集的环境下传播，最后传到人类身上。只图利润罔顾生命的野味买卖，也跟资本的逻辑相去不远。

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如果不是制造新型疾病的起源，也必定是其爆发的源头。

许多人会认为公共医疗体系是防疫的最前线，也没错的，公共医疗体系在防疫抗疫上非常重要。但是能够封堵人畜共患疾病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其实是我们的社会生产方式或经济模式。若要守住这第一道防线，我们就不得不对我们社会的粮食生产模式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我们必须减少甚至封堵大企业对农业领域的影响，同时建立更多取代企业化农业的替代选择，如小农合作社、取代单一作物制的农作物牲畜混合生产模式等，以减少企业化农业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减低病原体被释放到人类社群中的危险。

如果在第一道防线上仍然是利润至上的企业主导生产模式，那么一场流行病得到控制而“销声匿迹”之后，其它的流行病还是会前仆后继而来。若流行病在人类社会中扩散，接下来的另一道重要防线则才是公共医疗体制。但是单是公共医疗体制是不足以应付疫情的，我们还需要全面的社会福利体制。

恐慌与污名化：对疾病无知而诞生的双胞胎


当新的病原体导致新的流行病，往往会引发社会民众的恐慌，尤其是对新病毒及其影响所知不多的时候。对新疾病的担忧甚至恐惧，是正常的反应，但当这恐惧反应失控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比起疫情本身还要严重。

当权者——尤其是专制或官僚化的政权，很多时候在发生流行病疫情等社会危机时，并没有完全向民众透明化发布信息，有者甚至要封锁消息或拖延消息的传送，其理由可以是要避免造成公众的恐慌，但是其效果往往却相反的。信息的不透明的后果：一是导致民众不知晓情况的严重而疏忽于防范，不然就是引起民众因信息的不全面而感到的不安，进而导致恐慌的扩散比病毒的扩散还要快。更甚者是，民众会因此不再相信政府所发布的信息，反而转向相信道听途说的传言或假消息，助长了假新闻的散播。以这次冠状病毒疫情为例，最早爆发疫情的湖北武汉政府当局对向他人分享疫情信息的医生作出训诫，有隐瞒疫情之嫌，也让后来中国政府发布疫情消息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现在也有很多人怀疑中国政府公布的确诊和死亡数字之真实性。政府在处理社会危机上，保持信息的高度透明非常重要，以确保正确的消息可以有效传达，也可让民众信服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伴随着社会大众对某种疾病的恐慌心理而出现的，是污名化。污名化是对个人或群体的偏见（包括基于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文化、身体特征、身心障碍程度、身心健康状况、疾病等因素）而导致对该个人或群体的严重歧视。对病患或被认为患上某种疾病的人之污名化，长久以来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一个依据不同身份（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文化、职业等）分化社会大众并划分等级的阶级社会。

最显著对某种疾病污名化的例子，就是历史久远至今仍然存在于一些地方的对麻风病的污名化。现在已被称为为汉生病的麻风病——一种传染性不强而现在已有药物治疗的慢性传染病，曾因民众对疾病的无知以及对病人身体缺陷的“恐惧”，而带来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污名化。麻风病人因污名化而受到的身心创伤，远比疾病本身所造成的身体缺陷更大。对麻风病人的污名化，甚至发展到国家权力设立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隔离设施。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我国，英殖民当局曾兴建好些隔离设施去隔离麻风病人，将麻风病人排斥在社会之外，甚至于1926年为了隔离麻风病人而立法。自1995年才开始不再接收新麻风病人的双溪毛糯麻风院，曾经是全世界第二大麻风病院。在双溪毛糯麻风院于1930年启用之前，马来亚多个地方设有隔离麻风病人的地点，包括位于槟威海峡之间的小岛——木寇山。除了隔离麻风病人，木寇山岛还曾被用来隔离肺结核病人，以及关押在《紧急法令》下未经审讯被拘留的政治犯。无论是麻风病人还是政治犯，他们都是非人道统治体制下的受害者。

艾滋病患及艾滋病毒携带者也在过去四十年来经常被污名化。对艾滋病的污名化，加剧了同志群体、性工作者及吸毒者所遭遇的严重歧视。污名化某种疾病，会加深对该疾病的恐惧，而恐惧又会加剧对某个社会群体的污名化。污名化和恐惧，并不曾也不会治愈任何疾病，反而为病患和他们的亲友带来更多的苦难，也会让没有染病的人承受莫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对抗疾病的同时，也必须消除跟疾病有关的污名化及恐慌。

随着资讯科技的日益发达，我们理应可以利用更方便的通讯管道及社交媒体去消除污名化及恐慌。但是，当今世上还是有着不少具有本身政治议程、思想狭隘且没有任何公民责任的人士，乐于在网上和社交媒体散播假消息及偏见，加深污名化与恐慌，造成社会上弱势群体所面对的歧视愈加严重。不过，政府机关在打击假消息上的做法，却很容易也一并压缩言论自由的民主空间，让威权与官僚统治集团可以巩固权力。因此，必须在打击假消息与保障言论自由上有个平衡，而这只有在民众具有高度公民意识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过程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

公共卫生体系：社会抗疫的集体防线

 “如果有一位病人因收入不足而被拒绝提供医疗援助，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合法地声称自己是文明国家。”——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1897-1960），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于1945-1951年担任英国卫生大臣，他是推动成立英国国民保健署（NHS）的重要人物

 1978年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办的基本卫生保健国际会议上通过的《阿拉木图宣言》中，这么写道：“健康不仅是疾病与体虚的匿迹，而是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总体状态，是基本人权，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目标，而其实现，则需要卫生部门及其他多种社会及经济部门的行动。”

健康作为基本人权，并不只是对抗疾病而已，而是要打造一个让人类免于疾病威胁的生活环境，让人们过着真正解放与幸福的生活。要打造免于疾病威胁的环境，就必须包括保护环境生态、确保营养粮食的供应充足、免于各种身心压力等。公共医疗体系的建立，则是为了预防各种疾病、医治生病的人们、延长人们的寿命并提升人们日常生活的素质。

经过不曾间断进行的社会抗争，许多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早已作出让步，承认医疗保健是政府的责任。公共卫生体系更是成为福利国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公共卫生体系的确立，加上医疗科技的发展，很多以前无法医治的疾病现在都可以治愈，而社会的平均寿命也显著增加。

公共卫生体系为受到疾病影响的人民提供了检测、诊断、治疗及护理等服务，在预防及对抗疾病威胁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公共卫生体系无法运作或没有足够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疫情，那么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危害社会大众的健康、安全甚至是性命。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并不只是为生病的人提供诊断和治疗的服务而已，还必须包括长期的健康教育、定期身体检查、打预防针、维护地方环境卫生等预防措施，再加上确保干净与安全食水及有效的排污系统等。

当然，只是公共卫生体系而已，还是不足以让人民渡过严峻的疫情。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其他领域的支援，包括社会福利保障、环境保育、营养粮食供应、地方社区支持，及真正服务于人民福祉的经济制度。

新自由主义腐蚀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福利保障

二战之后的三十年，世界多个国家落实福利国制度，包括设立全民医疗体制，并通过累进税制去维持公共医疗的运作。但是，保障全民享有优质医疗服务的公共卫生体系，一直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的经济导向所威胁。尤其是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大流行”，更是让世界各国像被病毒感染般，纷纷制定各种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经济改革”措施。推崇市场自由化、取消资本管制及将公共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削弱了许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卫生体系。近年的趋势更是许多国家政府打着平衡财政收支的名义推动“紧缩政策”，进一步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对公共医疗服务来说是雪上加霜。

当公共医疗服务因政府给富豪财团减税而被削弱之际，私人医疗领域的“崛起”和保险业的扩张，让原本是人民基本权益的医疗保健，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商品。新自由主义经济将社会上重要的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同时，又推出金钱挂帅的个人化“解决方案”，如私人保险公司趁机向没有能力支付高昂医药费的民众推销各种保险“产品”，并不是保险公司出于关爱社会大众的健康福祉或要做些什么慈善，而是普罗人民基本权益愈来愈无保障的确是门很赚钱的生意！

还有愈来愈多提供私人医疗服务的公司，为了确保财源滚滚，更是跟迷信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政府合作，一起推销所谓的“医药旅游”，将医疗保健包装成为企业财团赚取外汇的市场商品。在我国马来西亚，许多私人医院的最大股东其实都是官联公司。这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到底政府的角色是确保全民享有优质的公共医疗，还是通过政府投资臂膀拥有的私人医院去从医疗保健领域牟取暴利？

医疗保健的商品化与商业化，加上“紧缩政策”的打击，社会大众所应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也就变得“营养不良”。如果饥饿和营养不良会减弱人体的免疫力，让人更容易染病，或因疾病而死亡；那么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营养不良，则会削弱社会的免疫力，削弱普罗人民对严重流行病疫情及各种社会危机的免疫力。每次的经济危机，首当其冲承受最严重恶果的都是底层人民。

一场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向世人证明了一点，健全的公共医疗才是保命关键，而不是利润挂帅的私人医疗领域。

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可提升社会对全球危机的免疫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尽管全球社会财富远比之前的许多世纪来得丰富，而医药科技也日益先进发达，但是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贫穷国家的底层人民，却仍然生活困苦，在危机来临时饱受煎熬，而在大流行疫情下的处境也更加糟糕。经济发达的富国，如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因繁衍社会不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横行多年，以至在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时被搞得焦头烂额，更何况是经济较为落后却仍然被国际金融机构强迫落实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导致公共服务体系更加虚弱的较贫穷国家。

许多国家都会用政府经费不足为由，而不愿增加公共卫生拨款，有者甚至以“撙节”为由削减拨款，导致普罗人民享有的公共医疗服务素质下滑，并在爆发大流行疫情时无法得到适当的援助与救治。许多底层人民在疫情蔓延之际，除了身心健康受到威胁，还会因收入低微而生活更加拮据，不少人还会担心失业丢饭碗。政府会经费不足，是因为政府向大企业和富豪征收的税率在过去多年来不断调低。富豪阶级因累进税的低税率而变得愈来愈富有，但全民所应享有的公共服务则因“经费不足”而被任由败坏。

当今全球首富——亚马逊公司总裁杰夫.贝索斯的仅仅1%财富，就相等于（全国人口多达1亿）埃塞尔比亚的卫生医疗开支。这是当今全球不平等的写照。世界各地的富豪财团，将他们榨取全球劳动人民及掏空地球资源而积累的财富匿藏在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避税港，如卢森堡、开曼群岛、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爱尔兰、瑞士、荷兰、香港、新加坡等地。全球的富豪目前匿藏了至少7.6兆美元的财富以躲避被征税。这导致全球劳动人民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并没有公平分配给保障全民健康幸福生活的诸如医疗保健、教育、干净食水供应、卫生、社会福利住房等公共服务。

乐施会于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只要向全球最富有的1%人士增加0.5%的税率，我们就有足够资金让全世界2.62亿失学儿童上学，还可为贫困国家提供所需要的医疗服务，并拯救330万条不应被病痛夺走的人命。

乐施会于2020年发布的报告则称，如果全球政府稍微提高向全球最富有1%富豪征收的税率，可以解决全球各地无偿照护工作的问题。该报告指出，在未来十年向最富有1%富豪多征收0.5%税率，将足以在教育、医疗保健及老年照顾等领域制造1.17亿个照护工作就业岗位。

 试想想，如果当今全球最富有的富豪及企业财团老老实实地缴税，如果我们关闭全世界的避税港，可以肯定为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民实现高素质的免费全民医疗及全面的社会保障。公平地将全球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不仅能够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同时也能增强全球社会的“免疫力”去面对各种可能的危机。

世界经济不能再“照常营业”

 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暴露了深重的资本主义危机。这并不是仅仅全球公共卫生的危机，而世界各地人民也已经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这场疫情是在加速并加剧冠状病毒肆虐前已经浮现的全球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已预测将会出现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

资本主义不会因为这场疫情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而自动分崩离析。这个全球体制会借助这场危机进行一次洗牌——一次不会实际改变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结构的统治阶级利益洗牌，但是承受最大牺牲的势必是底层人民，如果来自底层的反抗与动员不够强大的话。

有部分企业财团肯定借机从这次的全球危机中牟取暴利——“发灾难财”，但是这只是部分企业的短期利益暴增，长远而言全球经济仍然会面临黯淡且沉痛的长期衰退前景。对不少企业和富豪来说，它们固然会对本身财富的缩水感到心痛，但是真正的痛苦还是会通过失业、贫穷、债务负担等形式转嫁到普罗人民身上。

如何处理冠状病毒大流行后的经济衰退及让经济复苏，是世界各地接下来数月甚至数年的聚焦点。世界各国政府，包括我国马来西亚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让人民摆脱生活困境？全球经济不会自动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然后“照常营业”。就算是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但那还是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愈来愈不平等的资本主义“正常”状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回去？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好些政府，包括我国政府，提出一系列的经济振兴配套，去纾解当前困境及拯救经济。不过，发放给中低收入人民的些许补助、给中小企业的工资补贴、特别拨款等，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还不足以应对长期经济衰退的后果。可能会有决策者认为，只要各行各业在不倒闭的情况下渡过这段抗疫的非常时期后，靠着自由市场的运作，资金会自动回流到市场，经济就会复苏，然后各行各业可以“照常营业”。但是，当许多行业因疫情及经济衰退的打击而倒闭并出现失业浪潮时，市场的需求就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而变得非常低靡，意思就是投资什么行业都赚不到钱，而且还会继续倒闭。掌握雄厚资本的大企业和富豪不会轻易投资在那些不会在短期内给它们带来巨额利润的事务上。大量的失业固然能够让企业财团可以轻易聘请到廉价劳动力，但是消费市场却会继续因购买力的低落而继续萎靡不振，也就是投资在生产性的产业将无利可图，那么“自由市场”又怎么激活经济？为私人银行企业注入资金的“量化宽松”，也无法真正刺激经济，反而会继续鼓励不事生产的投机性活动，如让中低收入人士继续买不起房子的房地产超买，或制造另一轮的金融泡沫，为下一次的经济危机准备更多火药。

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如实行类似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推行的“新政”（也就是政府大量投资在公共工程上以刺激内需，并保障工会权利及提高最低工资等），我们不用期待一个能够让普罗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的经济复苏。这个时代的“新政”，需要政府投入资金在既能解决重重危机又能制造就业机会增加人民收入的领域上，例如：扩大本地粮食生产，既能保障国家粮食自给自足，又能增加小农的收入；扩大再生能源的应用，制造更多“绿领”工作岗位；重植被破坏的森林，保护并改善自然环境生态；为中低收入群体兴建更多公共住房，将人民的首间房屋跟房地产商主导的市场脱钩；提升公共交通系统；加强为乐龄人士、身心障碍者等提供的照顾服务。这些措施，虽然没有在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体制，但至少可增加普罗人民收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运行，还能通过公共服务的提升而改善生活素质，而以在本地生活民众为产品与服务销售对象的中小企业也可从中获益。

回顾过去百多年来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无论是全球性还是地域性的，在资本主义下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不是因为不足（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并没有比以前的时代更少），而是过剩（生产过剩及资本过度积累而带来的财富“过剩”）：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企业财团手上的资本已无法滚出更多利润，资本积累的过程受到干扰。这次伴随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出现的经济衰退，也同样是因为富豪财团手上过剩的资本不能在一轮封锁、行动限制后的市道低靡中牟取更多利润，而不愿继续投资而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停顿。当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仍运作的金融股票市场不仅对抗疫没有任何贡献，反而是加剧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

我国政府的经济决策者，必须在这个全球经济衰退的大势中，认真思考国家社会经济的新路向。我们不能再依靠外资、出口导向的工业生产及低工资去维持经济增长。如果普罗人民的生活素质没有提升或甚至反而下降，显示在企业财团利润或国民生产总值数字上的“经济增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时候思考如何让经济转型，转型成恢复社会经济的原本目的：服务人民的需求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而不是服务于企业财团的利润。

加剧撕裂还是强化互助？

在冠状病毒疫情席卷全球之际，如同经济危机那样，有些疫情前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也出现加剧的情况，如大国之间在地域政治上的博弈。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爆发疫情前就已经陷入一场贸易战中。美中之间的矛盾，是近年美国经济影响力衰弱及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成为其挑战者的必然结果。两国之间的博弈，从两方政客的隔空唇枪齿剑，互相指控，再到网络上的宣传战和舆论战，甚至是种种阴谋论满天飞，而且还要在病毒命名上争论不休，是美中争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主导权过程的最卑劣体现。

美国的衰退及后冷战时期单极世界秩序的终结，已经成定局，有人还说这是“新冷战”。尽管美国的影响力衰退，但是仍然无阻其作为世界霸凌的地位。就算是当自己国内的疫情日益严峻之际，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仍然没有放松对不同政治路线国家的打压。美国对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等国的经济封锁，让这些国家无法获得应有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抗疫的努力。美国甚至还在疫情加剧的非常时期，在加勒比海出动军舰威胁攻打委内瑞拉，名义上是打击毒品走私，但是对作为毒品大国的盟友哥伦比亚继续放行，摆明就是要欺压其看不顺眼的国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以色列，对居住了200万巴勒斯坦人的加沙地带进行多年的封锁，让当地形同全球最大的监狱，在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时，更加剧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跟美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被美国禁运六十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马来西亚40%的古巴，还能在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时候，派出医生支援其它国家抗疫，彰显了国际团结互助的精神。

此外，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在世界多个国家地区蔓延的种族主义、排外等极右翼思潮，也在借助疫情的恶化，继续对“非我族类”的弱势群体进行攻击。可以预见的是，这股极右翼势力会借助疫情后的经济危机深化而继续通过排挤弱势群体的手段去扩大其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压缩民主空间。

虽然撕裂社会的种族主义和排外右翼势力猖獗，但是疫情当下我们还是见证对抗这股反动势力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人民组织起来守望相助，不分族群、国际和背景地为受疫情影响的人群伸出援手。极右翼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体现，但民间冲破族群藩篱的团结互助，是对抗极右翼狭隘思想祸害人间的解药。

如何应付资本主义“大流行”的灾难？

病毒传播是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而让疫情恶化的资本主义则是真正的灾难，一个繁衍社会不公且破坏生态的大流行灾难。要有效战胜大流行并预防下一次流行病的威胁，还有应付伴随疫情而来的经济危机，我们已经不能再以原来的社会经济模式来处理，我们不可能再让全球资本主义若无其事地“照常营业”，也不能将我们的命运交托在为统治阶级与企业财团利益服务的政客及官僚。

经历了这场严重疫情，面对严峻的全球危机，我们社会的“救生包”内应该准备这些改革主张：

• 投入更多资源以提升公共医疗领域，限制私人医疗领域的发展，实现“健康是基本人权”的真正目标，也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流行病作好充足准备。
• 关闭所有避税港，确保富豪财团老老实实缴税，实现真正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
• 政府投入更多资金在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领域中，如粮食生产、再生能源、社会住房、环境保育、公共交通、教育、照顾服务等，既能促进社会生活素质，也能制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
• 落实全民基本收入，尤其让人民在工作因特殊情况而停顿时有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
• 终止对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加沙等国家地区的制裁与封锁。
• 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让这些国家有更多资金提升各自的公共服务。
• 扩大民主空间，下放权力让工会、公民社会、社区组织等直接参与在决策的政治过程中，以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官僚及少数政治精英手上。

感染我们人类身体的流行病，可以通过服药治疗或注射疫苗预防，或在未找到有效药物疫苗前通过“社交距离”、隔离等方法防疫；至于滋生社会不公的资本主义大流行，则需要超越资本积累经济逻辑的“解药”，并跟资本主义保持一个地球的距离。能够配制超越资本主义解药的，则是由下而上组织与动员起来的社会运动，没有其它捷径也没有其它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