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不容被外包

稿于2017年7月19日（刊载于《当今大马》2017/7/19《星星之火》专栏）

“外包”，是过去二三十年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宠儿。大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将业务营运、制造过程、设施管理、行销、客户服务等方方面面交托给承包商完成。在我国马来西亚，自马哈迪执政时代开始，政府极力推动私营化及将政府服务外包的措施。学校、医院等政府部门的保安、清洁等工作，都外包给私人承包商。外包制度可以让大企业赚取更多利润，或减少政府开支，但是却让真正的服务提供者——工人，忍受着低薪、低福利及就业无保障的问题。

除了经济上的外包，还有一种外包，是政治上的“外包”。政治“外包”，就是人民将国家社会的决策管理过程，完全交给“政治承包商”——政党及政治精英。每隔四、五年的选举，变成了遴选承包商的过程，而胜选的政党及政治人物，就如同获得一份承包一切政治决策的合同。

当政治被外包，会给人民制造了一种幻觉，就是人民会以为自己就是老板，投下手中一票后就将国家大小事务委托给政客们去承包起一切的政治决策，帮你作最好的决定并付诸实行。如此对待政治的态度，如此的政治承包制度，正是造就贪腐滥权、社会不公等种种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会改革不是外包给政治精英的工程

人民希望在国家社会陷入水深火热时，会冒出一个英雄或救世主，去将人民拯救出来，是一种习惯了政治承包制度的心态。人们期望会有英明的政治领袖，象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那样，带领人民走出困境，实现人们所向往的社会改革。

如果遇到一个有效率的政治承包商，或许真的可以完成人民所委托的政治任务，如替换政府，或制定一些惠民的政策，但是到最后人民还是无法掌握或改变自身的命运，因为制定政策及管治社会的权力仍然集中在那些政治承包商手上，人民顶多只是摇旗呐喊的观众，继续感到无力及无奈。

当我们将社会改革视为可以外包给政治承包商去完成的工程，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自主自决的权力，任由我们所委托的政府、部长高官、议员等政治承包商去决定我们社会的共同命运。如果将社会改革当成可以外包的工程，那么很肯定的就是往往交不出货，不然就是货不对办。

有抗争意识的人民才是主体 

古今往来的社会变革，从来就不是一两个英明领袖的功绩，虽然一般史书上都会突显那么一两个英明领袖。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变革的主体。

政治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没有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人民群众的支持，再英明厉害的政治领袖也无法发挥什么影响力；而若一名政治领袖没有宏大的政治愿景且无法将政治主张明确表达出来并引领人民群众前进，再澎湃的人民群众力量也不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

社会改革是个过程：一个被压迫人民通过抗争去摆脱压迫的解放过程；一个人民认清社会问题根源并意识到本身可以跟其他休戚与共的人们联合起来改变社会共同命运的觉醒过程；一个建设更美好社会的政治经济过程。如果将这个过程外包给政治承包商，社会改革就不再是社会改革，最后的结果顶多就是另一个新的压迫者取代原有的压迫者。

社会改革需要的，不只是能够提出明确政治方向及坚守原则的政治领袖，也更需要有抗争意识的人民，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去为人民的共同命运锲而不舍的奋斗。

不过，人民的抗争意识，不会象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或先知穆罕默德在山洞里得到真主安拉启示那样出现，而是自身参与在日常抗争再升华到社会抗争的过程中形成。

社会改革无捷径

促进民主与社会正义的抗争，是一个持久的、不间断的、前仆后继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着重重的波折起伏，这是变革与反动力量之间角力的体现。当力量对比有利于进步力量时，社会改革议程得以加快推进；但当力量对比不利于进步力量时，掌控权势的反动势力就会得寸进尺。

在这个社会改革抗争的过程中，不时会有人抄捷径——也就是绕过打造有抗争意识的人民力量，仅仅希望通过上层政治精英势力的博弈，就可以夺取政权或加快改革议程，但是就算夺取了政权，在没有抗争意识坚定的人民群众支持下，很快的也会被反动力量给推翻，或者向旧势力妥协而变质。

社会改革没有任何捷径，要强化人民群众的抗争意识与力量，就必须长期深入到民间底层进行政治教育、组织及日常抗争。若人民无法将社会改革的过程从政治承包商手上接管过来，群众的抗争，任你再波澜壮阔，也不可能走得太远，甚至很容易就被机会主义政客收割抗争成果。

我们大局不是政治承包商的大局

当承包社会改革的政客们向人们兜售他们的政治配方时，通常会叫人们要“为大局着想”，将就下接受现实条件所允许的选择，听起来好像合情合理，但是大家所顾全的“大局”实际上未必一样。我们到底是要用一个政治承包商去替换一个霸占管治国家合同多年的政治承包商的这样一种大局呢，还是让人民能够自主自决促成社会改革的大局？

要顾全实现真正民主与社会正义的大局，我们不能将社会改革外包给政客去完成。不要将我们的命运交托给政治承包商任人鱼肉，我们就必须积极组织及串联民间进步力量，不断强化人民的抗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