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于2017年12月19日（刊载于《当今大马》2017/12/20《星星之火》专栏）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作者汤玛斯.皮克提有份协调与编辑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于日前发布，揭示了已经不算新鲜也不令人意外的“最新发现”：过去近四十年来，世界各个地区的收入差都呈现扩大的趋势，不同的只是扩大的幅度。自1980年以来，全球最富有0.1%人口的财富增长，相等于全球最贫穷50%人口（约38亿人）的财富增长总和。
《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汇集了来自70个国家超过一百位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显示了1980年至2016年世界各地都出现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报告也指出，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是造就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根据《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欧洲的收入差距是世界各个地区中最低的一个，而中东则最高。欧洲收入最高10%人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37%；这比例在中国是41%，俄罗斯为46%，美国和加拿大为4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高达54%，而巴西和印度达到55%；至于最不平等的地区——中东，最高收入10%人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61%。
《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呼应了今年年初乐施会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所发布的报告：全球最富有8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等于全世界最贫穷一半人口的总财富。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抬头
二战后的三十年期间，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实行较为倾向于社会平等的经济政策，但这些政策在1970年代开始被“颠覆”。今天欧洲是收入差距最低的区域，主要也是因为仍然保留不少这个时期开始实行的福利国制度。
1973年南美洲国家智利发生“911事件”，军事将领皮诺切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左倾的阿连德政府，用军事独裁统治的手段将智利打造成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实验室，创造了“经济繁荣”同时社会愈来愈不平等的“智利奇迹”。
1979年撒切尔当上英国首相，实行为富豪减税、变卖国家资产、私有化、经济自由化等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以强硬手段打压工会，打造了一个利于让资本财团投资牟利的经济环境，也为往后的贫富悬殊打下基础。大西洋的另一端，1981年在美国上台的里根总统也极力推动减少社会开支、为富豪减税、减少资本管制等措施，开启了美国社会贫富悬殊的序幕。
苏联解体后，东欧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放弃官僚化计划经济，实行“休克疗法”去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其措施包括放松价格与货币管制、减少国家补助、大规模私有化国有资产、实行贸易自由化。
至于中国大陆，尽管仍然由所谓的共产党执政，但是自1970年代末也开始从官僚社会主义走上复辟资本主义之路，并在1989年镇压民运后进一步迅速拥抱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甚至是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后，当起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捍卫者。因此，也难怪今天的俄罗斯和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尽管仍然无法超越美国。
新自由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世界各国政府为了取悦唯利是图的资本财团而争先恐后实行给富豪财团减税、贸易自由化、公共服务和公有资产私有化、取消资本管制等措施，促成了当前全球各地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诸如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上能够以高铁速度增长之际，贫富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性问题的体现。
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下，一个人所得到的报酬，已经不是根据这个人的努力、能力、才华或付出的程度去决定，而是这个人已积累或所掠夺的财富决定其收入！
二十一世纪的“原始积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政府或多或少都意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但实行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却远远不足以抵消金融危机继续爆发的威胁。金融监管的放松，只是造成全球经济危机的其中一环，而经济金融化才是问题的症结，而更深一层地挖掘，就是问题的根源本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金融化是后冷战时期以来的全球经济特征之一，金融业、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投资等食利资本势力的扩张，已经超越其它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甚至是主导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渗透到房屋、粮食、基础建设、基本服务、债务等各个方面中。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积累，已不仅仅是靠剥削低薪劳动者，而是将大量资本转移到不事生产的金融市场，靠纯粹金融投机去让富豪积累财富。
分别于去年4月和今年11月公布的《巴拿马文件》及《天堂文件》，揭露了全球富豪权贵们通过诸如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和毅柏律师事务所等提供离岸金融服务的机构，将他们的财富匿藏在巴拿马、百慕达、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塞舌尔、香港、上海等避税天堂，涉及的人物包括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我国首相纳吉的儿子等。《天堂文件》揭露脸书、苹果、耐克等大公司通过离岸公司避税数十亿美元。
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内地址1209 North Orange Street建筑
除了通过离岸公司避税，还有岸上避税的途径。位于美国境内避税天堂之一的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内一座双层楼建筑，是28万多家不同企业的注册地址，包括从事洗钱活动的空壳公司。诸如谷歌、苹果、可口可乐、肯德基等美国大公司都有在这里注册地址，通过特拉华州的税制漏洞十年间在这里漏网的税收高达90亿美元。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于去年竞选总统时的民主党对手希拉莉.克林顿，也共用这地址注册公司，可谓是富豪权贵逃税一家亲。如果靠买办起家的郭鹤年之流资本家不是贪香港是个避税港，也不会将其生意重心和财富转移到香港。
资本主义的形成，必定会经历原始积累的过程。所谓原始积累，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对本国和殖民地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去积累大量的财富和资本，也就是资本家阶级的“第一桶 金”，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武力侵略、殖民扩张、掠夺殖民地资源、贩卖奴隶、实行保护主义的关税制度等。不过，原始积累并不是局限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如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16世纪至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或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巅峰时期，而是到了21世纪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劳动力外包、大财团通过“合法途径”掠夺小农土地、迫迁原住民的森林开发、通过关税保护制度发迹的发达国家强迫发展中国家取消关税等，都是当今协助大资本财团实现“原始积累”的手段。
当年在英国的大批农民因“圈地运动”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沦落为一无所有且被迫以贱价出卖劳动力给工厂主大肆剥削的无产阶级，是当初欧洲资本主义形成及英国崛起成为世界霸权的“原始积累”过程。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原本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的打工者们，因劳动力外包、弹性化、零散化等影响，沦落为没有就业保障的合约工、零散工、“自由工作者”，有助于新型跨国企业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展开新一轮的“原始积累”。
通过搜刮民脂民膏、私有化公共资产、寻租、投机倒把等方式积累财富的富豪权贵们，利用离岸金融或自己国内“避税天堂”的便利去匿藏财富，让“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社会不平等趋势恶化下去。
据《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的说法，自1970年以来，隐藏在避税天堂的财富与日俱增，至今已达到全球生产总值（GDP）的10%。
贫富悬殊是社会动荡的温床
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是世界各地处于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中东地区于近年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跟其作为全球财富最不平等的地区，有着莫大关系。
特朗普“崛起”中选为美国总统、英国的脱欧公投结果、排外的极右势力在欧洲的膨胀、恐怖袭击的不断，都是对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不公的反应，只不过这些反应既反动又继续强化衍生不公的社会体制。特朗普近期为“拯救”富豪钱袋而推动的大规模减税措施，势必进一步恶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制造更多社会问题。
如果没有针对贫富悬殊的问题，提出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解决方案，社会还是会愈来愈不平等，社会矛盾也会日益恶化，种族主义、排外情绪、宗教极端主义等狭隘的政治思想也会从中找到滋生繁衍的温床。
财富向上集中的 “重新分配”
税务是国家政府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关键手段。二战后的三十年期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论是西方阵营的国家还是东方集团的国家，抑或是取得独立不久的发展中国家，都实行较为强调平等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政策，如福利国制度、累进税制等。
累进税制是控制贫富差距扩大的有效工具。尤其是在实行福利国制度的国家，向富人和公司企业征收高税率的累进税，再通过为全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收费廉宜公共交通、社会福利住房等基本社会保障，让社会财富能够更平等地重新分配，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但是，自1970年代以来，在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财团和富豪阶级的压力下，加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思想的推波助澜，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竞相降低累进税税率，开启了贫富悬殊恶化的大门。2008年金融风暴后，累进税下降的趋势才有所放缓，有些国家也开始稍微调升累进税。不过，特朗普近期的减税举措，势必会重新“扭转”趋势。
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没有征收遗产税，或仅征收非常低的税率，包括我国马来西亚。我国在马哈迪执政时代就废除了遗产税，在迈向2020年先进国宏愿路上，为“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趋势进一步打下基础。
向富豪和财团征收的累进税减少，意味着政府必须削减社会开支，或者将公共服务私营化，将原本属于人民的基本权益，变成仍由朋党或私人企业公司买卖牟利的工具。再不然，就是以“扩大税基”之名行“劫贫济富”之实，推行增值税或消费税，向原本因收入低而无须缴税或只缴纳一点税务的人们征税。
为富豪减税，其实也是在进行着财富重新分配，只不过是让财富继续向上集中的重新分配，进一步扩大贫富之间的鸿沟。
实现社会平等的财富重新分配
若要实现社会平等的财富重新分配，我们必须打破既有的经济思维框架，挑战衍生社会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结构。
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干预，并不是难入登天的事情。事实上，愈来愈多国家的政府和决策者，都已在实行或探讨着可行的方法。缩小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不平等趋势的可行措施，包括：
- 采取具体的步骤，积极打击富豪财团逃税与漏税的行径，建立全球资产实名注册制度，关闭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
- 增加向富豪和财团征收的税率，实行遗产税，征收金融交易税、资本利得税等以有效打击金融投机炒卖活动。
- 提高最低工资，让所有打工者享有体面的工资。
- 停止私营化，将已私营化的公共服务重新国有化，并让人民可以对基本的公共服务进行民主监管。
- 全面落实免费医疗、全民免费医疗、优质的社会住房、收费廉宜的公共交通、全民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
不过，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单一国家要落实上述可行的政策措施，并非易事。譬如，当政府要将最低薪金提高时，所面对的压力就是厂家恫言要搬厂，把生产线搬迁到最低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或者是当政府要增加公司税时，企业财团就会不断恐吓说要撤资到其它实行亲商政策的国家。这种威胁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过度依赖外资或者是其生产以出口为导向。
要克服资本财团的威胁，一国的政府必须具有明确的社会改革决心与勇气去冲撞资本的霸权。要让一个政府有如此决心和勇气，并不是向天祷告祈求一个英明的救世主就可以得偿所愿，而是要靠社会底层群众动员起来的强大压力。
在国际上，各国政府也必须建立摆脱现有全球经济范畴的跨国合作模式。现在的各国政府之间可以为了跨国企业的利益签订各种协定，为何就不能制定国与国之间或区域性的合作协议去保障促成社会平等的政策？譬如，若东南亚国家可以签订协议一起提高公司税，马来西亚政府就不必担心提高公司税会让投资转移到越南或柬埔寨等国家。富国向穷国减免债务，也将会让穷国有更多资金投入在改善人民社会努力上。
无论如何，要各国政府拿出真正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决心，还是要有由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大众力量去逼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寄望现有不公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会突然间“良心发现”而对充斥着问题的经济制度进行改良或修补。要终结社会不平等，我们就必须继续建设反抗社会不平等及消除贫富鸿沟的民间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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