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瞥的。”——王尔德《社会主义下的灵魂》（1891年）
五百年前，1516年，英国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拉丁文书写的《乌托邦》 在（今比利时）鲁汶出版。尽管摩尔著作中的“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且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缺陷，但是《乌托邦》问世五百年来，追求美好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是促进人类社会迈向更公正更平等发展的灵感泉源，对后世争取人类解放、社会正义的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
《乌托邦》1516年第一版插画
不存在的理想社会？
托马斯. 莫尔（1478-1535年），曾担任过律师、国会议员、伦敦代理郡长、枢密院成员、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私人顾问、副财政大臣、国会下议院议长、大法官等重要职务，是当时英国社会上相当有名望且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后来因反对当时推行宗教改革的英王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莫尔后来被罗马天主教教廷于1935年追封为“圣人”。
《乌托邦》最初出版时，是以拉丁文书写，第一部英译版的《乌托邦》直到莫尔被处死16年后，才于1551年在英国出版。“乌托邦”一词有着双重含义，既是指“完美的地方”，也指“不存在的地方”。《乌托邦》是莫尔对他当时所处的欧洲社会所作出的反思表现。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酝酿时期，而政治思想上充斥着新旧多股势力之间的碰撞。
《乌托邦》共有两卷，第一卷记述了莫尔在书中的虚构代理跟一位葡萄牙水手拉斐尔.希斯罗德（Hythlodaeus，希腊语的意思是“讲废话的人”）之间的谈话，其中谈到了当时欧洲社会的弊病，包括君王任意发动战争劳民伤财却得不偿失，还批评当时开始因养羊业迅速发展而出现造成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的“圈地运动”。希斯罗德讲述了他跟佛罗伦萨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 出航，一直航行到新大陆，并造访了一个他记不起确切所在的岛国——“乌托邦”。第二卷则是希斯罗德对乌托邦的详细描绘，包括乌托邦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宗教结构等。
在莫尔笔下的虚构国度中，社会上不再存在私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共有的。乌托邦的居民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耘者而不是占有者，大家一起劳动创造社会财富，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当地居民只向公共仓库索取他们所须的物品。乌托邦里头的居家门口都不会上锁，男女一起劳动。这里拥有免费医院，大家一起在公共食堂用餐，神职人员可以结婚，夫妻可以离婚，岛上有各种宗教，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不过，在这个“乌托邦”中，却仍然有奴隶的存在，这些奴隶都是来自外国的俘虏或是当地的罪犯，他们都被锁上用黄金制出来的锁链。瞥除了一些因时代的局限而存在着瑕疵的想像（如奴隶的存在），莫尔的“乌托邦”刻画出一个平等社会的轮廓，因而启蒙了现代乌托邦主义的思想。
尽管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在好些地方跟基督教寺院的生活很相似，但是书中好些凭空想像出来的社会制度，跟莫尔本人在现实中所笃信的天主教信仰，及以他当时权位职责所应持有的立场南辕北辙，因此莫尔书写《乌托邦》的动机，一直都是后人所争议不休的。到底莫尔的“乌托邦”，是他见证当时欧洲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及败坏后而提出的批判，及天马行空构思出来的理想世界图景，抑或是他纯粹在讽刺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社会？
托马斯. 莫尔
反乌托邦的乌托邦主义者？
极为讽刺的更是，被认为是“乌托邦主义”开山鼻祖的莫尔，其本人也竟然是史上的第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
就在莫尔所著的《乌托邦》出版一年后，一名德国修士——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的教会门口钉上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震撼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在德国的迅速发展，还推波助澜地引爆了1524-25年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其中宗教改革激进派的农民起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更是主张废除特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剥削和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可以说是最早以实际行动去实现乌托邦的革命烈士。
当挑战天主教会旧势力及欧洲旧秩序的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发展时，莫尔感到震慑不已。莫尔视宗教改革为异端，不仅极力拥护罗马天主教会的旧势力，还在担任大法官期间以火刑处死主张宗教改革的人士，甚至被指控以酷刑折磨新教徒。
主张激进宗教改革的再洗礼派于1534年2月控制了德国城市明斯特，建立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地方宗教政权，但是遭到来自罗马天主教会及新教势力的双重围剿。在天主教会势力重夺明斯特后，攻城军队在城内发现了《乌托邦》的印刷本，当时莫尔的反应是他表示恨不得要把所有的《乌托邦》印刷本，都拿去烧掉！
罗伯特.欧文所构想的“新和谐村”
乌托邦精神不死
也许莫尔写下《乌托邦》时，其本人不是真的向往一个平等正义的理想世界，但是《乌托邦》问世后，追求人类解放的理想世界之努力，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的，都在前仆后继着。“乌托邦”成了后来社会改革者、革命们们的一幅理想图景；而维护现有体制的旧势力，则把“乌托邦”讥讽为不切实际的想像。五百年来，人们可能已不大记得莫尔，但是乌托邦思想却不曾退却。
继莫尔之后，意大利哲学家托马索.康帕内拉（1568-1639年）所著的《太阳城》（1602年出版），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未完成的小说《新亚特兰蒂斯》，都是延续乌托邦思想遗产的文学著作。
到了18世纪，当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立足成型之际，欧洲出现了好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当时的想像及理想社会的途经，已经比莫尔走得更远了。
英国企业家兼社会改革人士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早期在他管理的工厂中主动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人的福利条件，他还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改革去进行社会改造。欧文于1810年提出十小时工作制，到了1817年，他开始主张八小时工作制，提出“八小时劳动，八小时消遣，八小时休息”的口号，后来成为了工人运动的重要诉求。欧文后来更积极倡导社会主义，于1824年倾家荡产地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建立“新和谐村”的乌托邦主义社会实验，但是以失败告终。欧文也是合作社运动的始祖，合作社不仅是工人阶级学习管理经济的学校，也是在以具体实践去解答建设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大疑难——分配的问题。
“法伦斯泰尔”构想图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
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及法国大革命的法国经济学家圣西门（1760-1825年），认为理想社会应该由企业家和科学家所领导，他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中，人人都劳动，没有不劳而获；这样的社会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他的思想启发了后来的无政府主义奠基人蒲鲁东（1809-1865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1818-1883年）等人。
法国哲学家夏尔.傅立叶（1772-1837年），认为关怀及协作是社会进步的秘诀，因此倡导建立以“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为基础的社会，也就是一种活在其中的人民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劳动既成为生活所需也是娱乐，每个人可从中得到充分发展。傅立叶的社会实验主张，启迪并影响了“共益社区”或“共识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的运动。傅立叶也是最早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标杆，并最早使用“女性主义”一词。
曾参加法国七月革命并拥护路易. 菲利普等上王位的埃蒂安.卡贝（1788-1856年），后来因批评七月王朝及宣扬激进民主主义而被迫流亡。他在流亡期间转向社会主义，并受到《乌托邦》一书影响，发展出自己一套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卡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苦难，是由经济不平等、私有财产及货币这三个根本祸害所造成；他主张以工人合作社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卡贝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建立乌托邦社区，但是这努力却因为他跟其追随者之间的众多分歧不和而受挫。
“工人之家”
受到傅立叶思想影响的法国工业家让-巴普蒂斯特.戈丁（1817-1888年），则在法国北部小镇吉斯建立了一个称为“工人之家”（Familistère）的工业及集体住宅社区，并将之转换成由工人拥有及管理的合作社。
这些众多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们所提出的创见与主张，都是建基于他们那个时代所积累到的进步思想，其中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影响非常显著。他们都对当时已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之社会不平等提出尖锐的批判，并想方设法通过组织平等社会的计划，去实现一个人类真正解放且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正因为如此的想法及努力，这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成了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
不过，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却存在着两大弱点。其一，他们把自己所梦想的社会当作一种理想提出来，认为仅仅靠这人们对这理想的了解及一片好心就可以实现。如此的理想，实际上只是“空想”，而这种空想出来的理想社会跟历史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没有关系。
其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并没有以充分的科学论述，去解释社会不平等会出现的条件及使到社会不平等可以消灭的条件。他们仅仅根据道德伦理、金钱诱惑、人民无知、心理状态等次要的因素，去诠释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而没有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根本去切入探讨，也没有充分理解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矛盾问题。
从乌托邦的空想走向唯物历史主义的实践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出版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诞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以唯心主义的方法去理解社会及历史，而是通过基于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去解剖社会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及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不是他们首创的，而是吸取了他们之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精华。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关键区别是，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去说明阶级的起源及阶级社会的发展，并提出整个人类历史可以用阶级斗争来解释，以及建设无阶级、无剥削的平等社会所应具备的物质条件及知识条件。
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让平等社会不再是空想的乌托邦，而是可以通过群众集体力量去实现的自我解放过程。不过，这过程却是蜿蜒曲折、崎岖不平，从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到中国革命、古巴革命、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既有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样所走过的冤枉路，也有带来重大灾难及挫折的社会实验，还有胎死腹中的历史遗憾，但是也不乏继续启发人民追求自我解放及实现社会正义的重大历史成果。
随着柏林围墙倒下、苏联解体、共产党执政的中国通过资本主义复辟而“崛起”，宣告了二十世纪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实际上是官僚专政的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所主导的社会实验已失败；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横行，原本因冷战格局及工人阶级运动压力下而在好些国家所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体制不断被腐蚀；全球各国之间及世界各地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愈来愈频密却愈来愈严重……全球资本主义奉献给世人的是一个“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战争恐怖持续、生态环境危机不断、野蛮主义崛起的反乌托邦“美丽新世界”前景。
如果没有左翼政治思想所影响的社会抗争，今天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的命运难以想像。而继往开来的底层人民的抗争及社会运动，除了在现实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公及阶级压迫的客观条件下不得不进行下去，对人类解放、正义平等的理想社会之向往及想像，也是不可欠缺的动力。世界各地反抗社会不公的抗争运动，从传统的工人运动，到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同志运动等，都是在批判并反抗当前衍生重重问题的社会建制，也各有着一种对全人类得到自我解放的想像。
一个有可能的乌托邦
事实上，比起500年前莫尔所处的时代，我们当今的世界，已经具备着足够的物质条件去让世上的每一个人不再挨饿、不再承受因贫困苦难而带来的恐惧不安，但是现实的世界却呈现着一种社会愈来愈不平等的情景，而恐怖主义、种族仇视、排外情绪等现象丛生也已成为一种“常态”……这让我们不得不除了回应这种种威胁，更迫切需要去刻画出我们超越现行社会体制的想像——二十一世纪的乌托邦，一个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差不多半个世纪前，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有句口号：“让想像力夺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 !）只要我们还有超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想像，哪怕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我们都有实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当然，我们还需要通过脚踏实地进行社会抗争的不断实践，去推进我们对自由平等社会追求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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